当一国“洋奴”

自力更生是延安时期针对敌人的封锁造成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条生产自救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当时对于鼓舞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自力更生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确立下来。自力更生的原意是鼓舞人民群众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它与利用资本主义并不矛盾。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对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井无疑义。50 年代，在坚持自力更生和主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

中国也曾积极开拓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到 1957 年，中国已同世界上

8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井同其中 24 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当时，中国同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到 1957 年，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贸易额比 1952 年增长了 6 倍多。尽管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但中国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西方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

6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日本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为了同西欧竞争，大企业集团打算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中国有关部门抓住这一时机，于 1963 年 6 月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忖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 9 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

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共 84 项。这一时期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国还通过法国转口，买进了美国的大量小麦。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大的争论。但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歪曲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攻击引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出口创汇是“出卖资源”、“外汇挂帅”，他们还把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做买卖诬蔑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洋人牵着鼻子走”，并集中攻击对外贸易部为“卖国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资色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1973 年，尽管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覆灭，但这种极左路线井来得到纠正。这时，陈云出来抓外贸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陈云并没有被这种左的势力所压倒，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对“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利的反击。

当时我国外贸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利用国外信贷资金的问题。7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闲置资金

找不到出路，因此，千方百计试图挤入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不开步伐。1973 年 6 月 7 日，银行的同志在向陈云汇报历年来的资金运用情况时，特地就这

一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 10 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陈云听后立刻明确指出：“你是说一个是不是合法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

针对当时“左”的思想的束缚，他还特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淮不犯错误？”“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陈云还从理论上对利用国外资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卯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

陈云的这些指示和论述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根据陈三的指示，中国银行在”文革”中、后期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尽管数量不大，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摸索了宝贵的经验。

70 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其实，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来料加工业，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走过的道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当时，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对我国也非常有利。70 年代初，国际上的产棉大国是美国，但美国下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当时的工时工资是 3.8 美元，搞棉布加工不合算。英国是靠纺织工业

起家的。但到 70 年代，英国的工时工资是 1.6 美元，搞棉布加工也不台算。日本 50 年代曾大量出口棉布，但当时日本的工时工资也达到了 1.9 美元。这些国家的工时工资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当时的工时工资只有一角外汇人民币。因此，中国棉布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价格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当时，印度、已基斯但等国也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水平不及中国，因此，中国的棉布出口是很有前途的。

根据对上述情况的分析， 1973 年 10 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我们是要依靠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出口，可能要 8 年、10 年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利用就是傻爪。”“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但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从中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

有时靠不住，这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 3 年或 5 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的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陈云不仅主张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进口钢村，加工小五金产品出口。他说，“进口 1 吨好的钢材加工小五金出口，可换回四五吨钢材。搞小五金出口，我们潜力很大。我看要定产品，在京广、陇海、浙赣、胶济等铁路沿线，选好工厂，专门生产。”“这要作为一个方针提出来，从创造外汇的全局着眼来搞。外贸这样做，方向是对的。”

陈云的这些思想与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党所接受，但 20 年前，在“左” 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也是陈云的一贯风格，看准了的事，就坚决他说、坚决地做，从不顾及个人得失。60 年代初，他看准了包产到户能够解决我国农村的困难，虽然明知道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受到指责，但他还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事后他因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后悔，这次重新出来工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风格。

在有些问题上，陈云同“左”的思想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左” 的势力打着自力更生的幌子，反对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973 年，在周恩来等同志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 3 亿美元的轧钢设备，但“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十足的“洋奴”表现。对此，陈云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主张正在订货的那套3 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要把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

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 300 万吨，2 年就是 600 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

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产 300 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让我做一次‘洋奴’。”

正是由于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文革”中后期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72 年至 1977 年，中国从

西方 10 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

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 222 个进口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