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不鸣，一鸣惊人。两次关键时刻的发言， 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1977 年 3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在揭批“四人帮”方面有些积极作用外，总的说来，是华国锋继续推行“左”的指导方针的一次会议。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先是要求“继续批邓”，以后又一再重申 1976 年清明纪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会上，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极力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党内“左”的思潮仍然强大，党的新的领导人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一套，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没有能尽快恢复正常。在这么重要的党的会议上，他不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领导开创新局面，却大搞“两个凡是”， 如果不打破这种局面，国家前途堪虞。

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个人出来打破政治上的沉寂。但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对这一问题表示异议，其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三站了出来。

1962 年以后，陈云因病经中央批准长期治疗休养。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为主张包产到户和主张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恢复经济等正确的经济主张，被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不点名的批评，在党内一直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受到冲击，在党内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名义。 1972 年以后曾一度受周恩来

委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 1975 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之外。这位党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保持了沉默。

现在，国家处在能否促进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关头，陈云打破了沉默。

陈云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陈云从全党、全国的利益出发，井同王震等商量，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书面发言，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意见。

陈云明确表示：天安门事件，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是关心周恩来逝世以后党的接班人是谁，而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并且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这一点，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论调的公开挑战。因为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划了圈的，华国锋又一再重申过，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个问题可以提出，那么过去的其他事件，即使是毛泽东划过圈的，也可以重新认识。

另一件事，就是公开提出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与邓小平都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说他“人才难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诬蔑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一度复出，领导了全面的整顿工作，开始

系统纠正“左”的错误，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但他领导的整顿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做法实际上完全否定，当时毛泽东有意让他主持制定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的评价性决议，他委婉地谢绝了，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上表明了对“文化大革命” 极“左”路线的异议，为毛泽东所不容。

毛泽东发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整顿进程。1976 年更错误地以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关而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次陈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复出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陈云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继续领导纠正“左”的错误，反映了全党的心声。

陈云的这篇书面发言，尽管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忌，为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吹响了号角。

在党内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被迫同意让邓小平复出。4 个月后，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4 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复出以后不负众望，领导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创了新局面。鉴于陈云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党内公认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

能，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李先念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当时极“左”思潮还有很大影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面正常化还有很大影响，使党的工作、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在徘徊中发展。显然， 不解决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关系安定团结的问题，党的工作局面还不能顺利发展。

1978 年 11 月 10 日到 12 月 15 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了中央工

作会议。 10 日，这次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会议的议题是， 讨论如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商定 1979、 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决定要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一些老干部提出，与此相适应，还应当解决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

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作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 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公开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陈三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6 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一批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即办所谓自首手续。或填写一般的反共自愿书，争取出狱。薄一波等人出狱后，对开展华北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革命胜利 10 多年后，来了一场颠倒是非的“文化大

革命”。 1967 年 3 月，这批忠贞的共产党人，竟会被诬为“叛徒集团”而横遭迫害。

陈云本着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率先提出他们不是叛徒，要求中央予以考虑决定。

经过组织部门的努力， 12 月 16 日，中央就为这个冤案进行了平反。

第二，进一步提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 1941 年决定是党的决定。

1937 年 12 月，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就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工作，十分熟悉。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当时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中央组织部在 1937 年 7 月 7 日作出决定，对经过党组织允许，履行过敌人出狱手续的党员恢复组织，未经党组织允许而履行出狱手续的党员，经过工作考察以后，也可以恢复组织。

陈云当组织部长时，虽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但针对延安整风中审干遇到的问题， 1941 年也写过一个类似的决定，经过中央批准发布，对纠正延安审干工作的偏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叛徒”帽子满天飞，只要在过去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被捕过，就摆脱不掉“历史问题”的阴影。一些在反动派监狱里坚贞不屈、横遭摧残的党员，在革命胜利后，竟被打成叛徒，重受牢狱之灾。

陈云对此十分痛心。他提出，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卡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陈云还提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革”中也大多数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第三，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干部的问题。

陶铸、王鹤寿等一批党员，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 抗战后才由党向国民党要回来。这样坚定的党员，“文化大革命”

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如“有严重政治错误”之类的尾巴。

陈云提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陈云对当时审查干部仍保留“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要求把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结束现在既有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

中央迅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大加快。第四，彭德怀的问题。

彭德怀是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大跃进”的错误、要求采取措施改正，而被打成反党集团之首的。这件事与毛泽东关系很大， 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陈云提出，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开除出党，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就提出要为 1976 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受到压制。这一次，陈云再次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求中央肯定这次运动。

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各地也先后为与此有关人员平反。

第六，康生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他那时候呼风唤雨，随便点

领导干部的名，煽动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去揪斗、打倒，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

陈云指出，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他对康生这种见风使舵，不讲原则、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牺牲革命利益以向上爬的小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安定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准备，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使会议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未解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三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根据会议的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并决定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几个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康生、谢富治问题的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与会者高度评价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华国锋、汪东兴等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2. 月 10 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就经济问题发表了 5 点意见。

陈云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

事实，这是关键问题。方法是全面、比较、反复。

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陈云提出：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 2000 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

陈云指出，建国快 30 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 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7 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那时候，有人还在囿于极左思维，说什么“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陈云认为不能这么说。他举例说， 1961 年庐山会议时期，他就请示过毛主席， 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陈云说，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 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他认为，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洋跃进”。那时候，一些干部为了求快，只看外面时机有利，不看自己的情况，盲目进口，造成很大的积压和浪费。

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看待内外条件。他说，我们的起点，是 3000 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 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从正确看待内外条件出发，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他说，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从 50 年代以来，在中央的地方分权中曾经几收几放，结果是“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一直处理不好。“文革”后，中央集权很厉害，地方没有多少机动性。

陈云提出，给各省真正的财力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领导同志， 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陈云向来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革”后洋跃进，建设规模膨胀很厉害。陈云提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对旅游业很早就感兴趣。1957 年，陈云到上海，当时上海锦江饭店经理宣铎向陈云建议开放外轮船员和乘客来华旅游以赚取外汇，陈云当时很重视，把宣铎的建议书亲自转交给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国务院秘书长

齐燕铭。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国家旅游局计划 1983 年接待 300 万人次可以

收入 30 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统筹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陈云说，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 54 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是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陈云对当时一些人的顾忌作了分析，指出，反过来想一想，有无害处？ 有。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陈云认为那时候已经有特务来侦察我们，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陈云提出，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陈云认为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对于陈云这些意见，邓小平完全赞成。

陈云两次发言，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主要方面，对促使粉碎“四人帮” 以后良好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王震第一个提议，补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胄问题和现在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再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提出要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他提出要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遗目问题，这是为了向前看，是解放思想和安定团结的需要，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会议闭幕两天后，各组又讨论了两天。

12 月 18 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彼、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 至 1975 年一定 5 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解决了党从 1957 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