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转向”

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 1935 年以后离开了阐释学，抛弃了此在结构中的理解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理解循环中的前结构，即前有、前见和前设， 是此在无法摆脱的先验结构，它体现为既存的语言，成为理解难以突破的边界，构成了“在场的存在”即此在的有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 语言只要对存在的意义加以言说，便必然滞留于此在的时间性之中，打上了经验的烙印， 被禁锢于“前理解”这一先验自明的前提之中，落入了理解的循环这一陷阱。语言是“理解着的此在”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后期海德格尔一反他前期对此在的分析和揭示，而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对语言的诗化本质，对诗和艺术的思考，以发现一条通达“本真存在”之路。这是由“在场的存在”即“此在”，向“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存在，即本真存在、诗意的存在的转向。它表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陷入了阐释学的危机：他所要解释的恰恰是难以用语言解释的此在之超越，此在之彼岸。然而，这一“转问”却是海德格尔一次冒险的跳跃，造成了他的学说的一个巨大的断裂，前后期思想之间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前期， 他描述了此在之黑暗、痛苦、荒谬：人被抛入令人恐惧、充满“虑”、“畏”、“罪”，并被死亡所笼罩的处境，不自觉地沉沦于短暂的生命和被他人、被社会所规定的生存状态，并自得其乐地筹划着这种可悲的生存方式。而后期， 他却突然跳向了另一个极端，跳向了永远不可能到来和实现的“存在之真”， “存在的诗意状态”。他断言语言的“诗化本质”或“唤神本质”可敞开一个极乐的“此在的彼岸”，通过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赫贝尔等诗人的吟唱和凡·高等人的艺术作品，可以聆听并感悟到“天命”，归达于一种与悲惨的此在截然相反的“本真的存在”、“诗意的存在”。这里，从“此岸”到“彼岸”，或者说从地狱到天堂的跳跃太奇特，太突然了，缺少一个过渡的中介，一座由前者通向后者的桥梁。

既然被抛入此在，沉沦于此在，并最终落入死亡的黑暗深渊是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诗意存在便只不过是一个超验的假设，既不能为经验所证明，也不能被经验所证伪。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创造的神话，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一个无法企及的幻影而已。因为，人的存在的本质是时间性，人有生长，衰老，死亡，时间性是人的现实存在固有的，抽去了时间性的存在便不是人的存在，而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

归根结蒂，海德格尔所说的通过语言和诗的去蔽而敞开的所谓本真存在，只不过是对不可言说、不可描述的此在之彼岸的一种言说和描述罢了。将语言和诗的唤神木质同不在场的存在联系起来，是海德格尔试图摆脱解释的循环的一次徒劳而失败的尝试，一种无法解决的解决办法。尽管他声称要抛弃这一循环，但无论他如何挣扎，这个循环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他所企盼的本真的诗意存在只不过提供了一种空洞的许诺，犹如宗教许诺给挣扎在痛苦的此岸的信徒们的“彼岸”、“来世”、“天国”。这个极乐的彼岸、来世和天国难道是语言和诗所能召唤来的吗？存在之真，之敞开，之本真状态只能意味着一种缺失，对人所注定要被抛入其中并且永远不得超脱的“此在”的一种精神补偿，或者说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人需要一种外在的、

崇高的价值来支撑他们的生存，因此，所谓本真的诗意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使此在变得可以忍受而创造的一种理想，一个偶像而已。这是人的不自信和软弱的表现。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神灵本来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①

宗教的本质是对一种超自然的、超验的、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对一个包裹在虚无缥渺的灵光中的幻影的祈求。在海德那里，这个幻影正是那神秘而朦胧的、不可接近，无法企及甚至无法言说的存在之本质， 存在之真，存在之本真和诗意状态。他企图通过语言和诗去召唤它，希冀以此去抵御和解脱此在之虑、畏、沉沦。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情感，一种神学情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