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社会学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称“批判理论”，因为在它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才能产生和成立。这种批判精神在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中得到明确体现。但是，在恩格斯所领导的第二国际以及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批判的本质渐渐削弱甚至完全泯灭了。而要重振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恢复它的批判精神，对现代社会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彻底的批判。1937 年，霍克海默正式提出，要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和传统的理论相抗衡，并认为，批判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在于它对自身的倾向性有清醒的认识，一种理论不可能是中立的、纯客观的，它的倾向性必然包含在它的目的之中。在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将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并在社会现实中自觉行动的主体，恢复其在社会进化中的核心地位，是批判理论的主要目的。传统理论包括社会主义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用以自身再生产的“专业化劳动”过程中，从固定的既成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相适应的“顺从主义”结论，从而蜕变为一种“虚假意识”。而批判理论与此相反，它把自身置于社会的自我再生产机制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弊病。因此，它是一种否定现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新的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人本主义倾向。它所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解放问题，

尖锐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人的种种异化现象，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人的本质遭到严重的摧残和压抑。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是同对自然的奴役联系在一起的，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大工业便是这两种统治形式最巧妙的结合。在他看来，“个性的摧毁并非科学技术或人的自我保存的动机所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物质生产，而应从这种生产的形式，即在工业主义的特殊构架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根源。”①马尔库塞在《单维人》中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的统治也日益科学化、合理化。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使人完全听命于技术和工具的奴役。这种奴役比阶级统治更加野蛮、沉重。它使人丧失了自由和主体性，使劳动、生活和业余时间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剥夺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虽然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但却将人抛入无休止的消费追逐中，从而扭曲着人的本能：“这个社会在总体上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摧毁着人的需要和天赋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安定是通过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强大是与压迫人的现实可能，平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①“反对自由的斗争最有效、最坚韧的形式是灌输给人以物质的贪欲，这种贪欲能使人的精神斗志颓丧，从而使压迫和奴役永久化。”②马尔库塞认为，物质满足作为一种外在的虚假需求使人丧失自我意识，消除了人对社会统治的不满和抗议。人在精神上失去自由，政治上失去选择的可能，思想上则失去批判和否定的能力，从而不得不盲目地依附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统治，成为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牺牲品”。其次，科学技术把现代社会变成了一架机器，一切人和物都沦为被管理的对象，成为新的奴隶。在《启蒙的辩论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断言，曾经把理性从神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启蒙精神虽然使人获得了对自然的统治，但这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广义地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命令。资产阶级曾用理性清除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迷信，但是，它又创造了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下的新迷信。启蒙的理性增强了人与自然对抗的力量，但同时又提高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统治的力量，导致了新的野蛮，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自由的工具。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启蒙的自我摧毁”。启蒙带来了一种破坏性的“盲目的进步”，它系统地消灭了批判精神，消灭了否定，作为一种“技术思维”的统治使人的主体性彻底丧失。商业拜物教渗透于一切生活领域，而思想则被摧毁。这带来了大多数人对一种建筑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的盲目服从，人被全面物化，而科学技术仅仅是实行这种暴政的手段而已。哈贝马斯亦强烈指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在他看来，当今的西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经济化，竞争机制的普遍化，建立在“技术原则”之上的官僚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日益沉重的“效率压力”带来了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物化，人已陷入了“物的统治。”

很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的物化的批判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的论述。马克思在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社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 1967 年，第三者 15 页。

① 马尔库塞《单维人》，法兰克福 1963 年，第 11 页。

② 马尔库塞《单维人》，第 24 页。

会过程，首先是作为劳动者在资本剥削下的现实苦难来分析，认为克服这种异化的唯一途径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消灭剥削，使劳动不再成为个人生存的手段。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人不必再为生存而担忧，劳动成为人的自觉需要时，异化才能最终得到克服。

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驳斥。他们认为，马克思仅在“劳动”，即物质生产和分配的层面上分析异化现象，把革命的目的局限在劳动者贫困状况的改变，似乎只要变革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了剥削，物质上富裕了，人的异化便会得到彻底克服。马尔库塞指责说，这种理论是极其片面的，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物质——技术层面上的解放，而是整个生存层面上的解放，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等于人的自由和幸福，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得到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尽管已大大提高，但在精神上却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统治，人的物化现象更加严重。哈贝马斯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只注重物质的生产与分配，从而把人类种群的自我保存和发展仅仅归结为“劳动”，这一理论将人完全视为客体化对象，将其思维和行为等同于一种仅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相关的理性行为，从而完全忽略了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的需要。

二、绝对的否定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在哲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最终导致肯定，导致同一性，因而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主张彻底的否定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肯定和同一性。霍克海默宣告，批判理论遵循的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目的在于“揭露一切阉割、扭曲、压制人性，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现象。”①马尔库塞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因为只有否定现存的一切，才能打破旧的现实，开创一种新的、超越一切旧事物的现实。阿多尔诺在这方面更加激进，他把“否定的辩证法”视为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认为辩证法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否定性，它是一种摧毁的逻辑，是“对彻底的非同一性的意识”。而否定之否定导致肯定的黑格尔辩证法“最终趋向了同一性原则，趋向妥协，趋向矛盾的调和”，因而是“向现存的统治制度投降”的不彻底的哲学立场。

②阿多尔诺指出：“将否定之否定与肯定等同起来构成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精

髓，它把形式原则提升到纯形式的高度⋯⋯假如总体是不真实的，那么部分的否定绝不能导致总体的肯定，而只能是总体的摧毁。”①以他之见，辩证的矛盾运动不可能上升为更高一级的综合和肯定的整体，不论这种整体是返回自身的世界精神或所谓必然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和谐状态的无产阶级社会。总体总是不真实的，因此，对现有的一切作彻底的、具体的否定应当是唯一的可能。否定的辩证法首先反对同一性原则，因为这种原则用普遍性概念压制了一切个性和特殊的事物，创造了一种普遍的虚假联系，“意味着统治和压迫”，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原则，而理性由于容忍这一原则已将自己出卖给同一性。否定的辩证法坚持矛盾的绝对性和非同一性，在它看来，事物永远不可能与自身同一，辩证法除了否定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因为批判本身就是否定。所谓否定，是一种“连续的、开放的、彻底超越现存的一切的否定”，它决不包含任何肯定。此外，阿多尔诺还声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 1967 年，第 174 页。

②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法兰克福 1966 年，第 15 贞.

① 阿吉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 28 页。

称，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的，因为体系本身便是一种肯定意识，它阻止自我反思，使人陷入不能真实地看待现实的虚假概念之中，而否定的辩证法不是一种普遍的理论，不是一种世界观，仅仅是一种批判，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是一个“不真实的”（阿多尔诺语）、“病态的”（马尔库塞语）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却陷入更加严密的统治。这种统治建筑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上，并以“科学的管理”出现，因而是一种“新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它从思想上消灭了反抗，使人彻底丧失了判断事物的能力。资本主义已完全耗尽了它的“乌托邦潜能”，再也没有改善的可能，不可能再给予人以任何希望。马尔库塞号召人们开展一场“大拒绝”运动，与这个社会全面对抗。

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与老一代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有明显的不同。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病，指出它业已陷入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但并不否认西方社会制度的历史成就，认为这一制度仍存在着自我改善的可能。它的“乌托邦潜能”并未像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已经耗尽。在他看来，克服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消除人的异化，改善社会状况的唯一途径在于“重建交往理性”：不仅理论研究的重心应当由“认识——工具理性”转移到交往理性上来，而且在生活领域必须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人际交往结构的破坏、日常生活的贫乏化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以利润为目的的职业劳动的工具化，抵制竞争机制的普遍化，以及日益沉重的“效率压力”，反对服务性行业、人际关系和时间的金钱化，批判无休止的“消费追逐”。他提出，生活世界应当从官僚管理机构的控制下挣脱出来，在人与人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相互支援的基础上按照自助和互助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要求的“话语意志”的民主和自由。这意味着，话语的一致性必须在反对使用权力和暴力、人人都有权参与的前提下按照交往理性的原则来实现。

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批判近代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倾向。在他们看来，理性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巴门尼德）那里本来是统一的，存在与”思维、真理与理性具有不言而喻的同一性。从柏拉图开始，理性显露出分裂的最初迹像。柏拉图在理念论中，试图把认识论问题同本体论（存在论）问题、伦理问题同审美问题区分开来，从而第一个将理性划分为不同的表现形式。真正使理性发生分裂的应当是亚里士多德。他把智慧视为人的最高品质，认为“道德使人制订出正确的目标，而智慧则使人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手段”①。在他看来，智慧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结合的产物。这样，他便明确地把理性划分为两种：体现在实践中的实践理性以及体现在在道德中的理论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分裂日益明显。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逐渐形成独立的知识领域，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虽然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试图恢复理性的统一性，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因等曾

①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亥伦理学》，第 6 篇第 13 章。

论证上帝是一切知识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的主宰（统一的基础），笛卡尔试图从所谓的“宇宙原则”（mathesis universalis）中导出本体论知识和伦理知识的统一性基础，但这种努力再也无法使理性重新获得其原初的统一性。在哲学史上，使理性的分裂最终得到肯定并固定下来的是康德。康德不仅批判了统一的理性观，而且指出，不同的知识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和固有的规则，因此，在这些知识领域中，不但应该而且必须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一点得到详细论证），在社会领域，人必须服从于实践理性原则（《实践理性批判》对此作了深入的阐述），而在主观意识即思维领域，审美——伦理理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判断力批判》中，这一点得到全面论述）。

理性的分裂带来了近代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倾向，而兴起于 18 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又将理性完全纳入了工具化的轨道，并使它成为压制批判理性的手段。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官僚国家机器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解释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认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能够按既定目标，通过最合理地使用所拥有的手段来行动，从而在统治自然和商品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适合这一社会制度的组织形式，它高度重视效率，确立了“系统地立足于面向现实、权衡目的与手段，重视预测的理性态度”。这样，韦伯便把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仅仅限定在目的——手段理性的范围之内，为理性概念的片面化作了具体的辩护。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并指责这一观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已走向了极端，理性业已萎缩成目的——手段理性或工具理性，而这又导致了对自然和人日益严密、日益沉重的统治。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认为，理性由于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关系，已蜕变为“技术理性”，“既被当作统治自然的纯粹工具，也发展成一种社会统治形式”。①这种统治使人的生活领域和人际关系中的一切变成资本主义法律管理的对象，把诸多复杂的现象简化为可以用规则来处理的“典型案例”，从而彻底抹杀了个性的自由与个体间的差异。它把是否合理的问题变成了程序与形式问题，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则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统治形式中，金钱与权力是决定性的调节杠杆。哈贝马斯把这种统治形式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出它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意义的解体和判断标准的模糊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货币化”。资本主义的统治机构业已与它自身的原初宗旨发生了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所遵循的仅仅是“技术原则”。哈贝马斯指出，过去，经济剥削和意识形态控制造成了人的物化，而今天，传统价值的解体则带来了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物化。

从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思潮，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它自称是一种“关于危机的理论”，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中由消除危机的愿望而引出的批判的认识”。它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固疾，并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并非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之上，而是从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仅停留在这个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的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第 176 页。

压迫的层面上。不仅如此，它还把这一切归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肤浅的。此外，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否认任何同一性、普遍性和肯定性，主张绝对的非同一性、特殊性和否定性，这也是片面的。正因为如此，它的理论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却未能击中这种社会制度的要害，特别是未能为未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这使它严重脱离广大民众，脱离实践，成为一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流行的社会思潮。西欧一些国家 60 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学生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次运动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很快便暴露了它幼稚狂热的弱点，不久便沉寂下来。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产生的，关于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极期复杂的问题，需要作深入专门的论述。但无论如何，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从未作过的。这无论如何应当看作一种新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和参考。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也是有价值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与它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是完全一

致的，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哲学和社会学合乎逻辑的延伸。它同样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强烈的批判性和绝对的否定性。这在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