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对本雅明的批评

本雅明乐观地预言，技术复制手段在艺术生产中的运用带来了艺术领域内一场深刻的革命，赋予了艺术以“社会否定”和“解放”的功能，并给进步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看法遭到阿多尔诺的严厉批评。

阿多尔诺虽然并不否认艺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发生某些重大变化，承认本雅明列举的许多事实，但他并不同意本雅明对这些变化的解释和评价。在他看来，本雅明的立场是“非辩证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过于绝对”和“简单”。他尤其反对本雅明关于技术复制时代出现的所谓新型艺术，“后审美艺术”具有某种“革命性”的论点，认为复制技术在艺术中的泛滥只能导致艺术的“非艺术化”，带来艺术的“取消”。30 年代后期，二人曾就下面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过广泛讨论：一、艺术的“本真性”与“独立性”；二、艺术与商品的关系；三、艺术与大众接受；四、艺术的社会功能。

首先，阿多尔诺反对把“具有光晕”的艺术作品与大众艺术对立起来；美化后者而贬低前者的看法，认为本雅明将“具有光晕”的艺术作品和大众艺术作品视为两种对立的艺术范式，完全否定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从而成了流行的观念的俘虏。这种观念“把照像术和电影看作艺术的楷模，对已经非艺术化的所谓艺术的崇拜达到了顶峰”。①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高于普遍的趣味与需求的特殊精神结晶”，本真的、完美的艺术是不可缺少的，相反，以适应大众趣味为出发点的可复制的文化产品却“玷污了艺术的纯洁性”，把艺术降低为一种娱乐和消遣。它貌似给人以某种快乐，但实际上人们从中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肉体满足”，而非精神的解放与升华。阿多尔诺指责本雅明过分强调可复制艺术的积极方面，却忽视了它的致命缺陷与消极面：一、大众艺术消灭了艺术家的个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可复制的标准产品。艺术家的创造性和个人风格被机械操作所取代，作品的“美学质量”不再是决定性的，而是以数量取胜，因而艺术固有的价值即审美价值已大大地贬值；二、大众艺术复制了生活的“经验存在”，仅仅记录了资本统治下的日常现实，从而完全迎合了统治的需要。这种艺术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描绘得似乎真实合理，从而起到一种“调和”和“欺骗”作用，为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出“合法化的根据”；三、大众艺术代表的并非大众自发的真实需求，而是一种被操纵的、强加给大众的虚假需求。大众并非被关心的对象，而是被算计的、获取利润的对象，从中获益的决不是广大消费者，而是文化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四、大众艺术是资产阶级对大众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它骗取了大众从事更有价值；更充实的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使大众对其

① 阿多尔诺《关于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载《新德意志评论》1975 年秋季号第 17 页。

产生一种依赖性。大众艺术不停地灌输给人们以一种虚假的快乐和意识形态谎言，使他们对丑恶的现实丧失辩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从而成为奴役性机械劳动的附庸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顺民。

其次，阿多尔诺对本雅明所称“新型艺术”的商品性质进行了尖锐的反驳。在 1935 年致本雅明的一封信中，他指责本雅明“受布莱希特的影响太深，过分注重批量生产的艺术作品的大众消费性质，从而美化了这种从真正的艺术中异化出来，丧失了使用价值而彻底商品化了的文化产品”。①，他对艺术蜕变为商品，从而日益非艺术化感到悲哀，抱怨“现在的全部艺术生活⋯⋯ 都被商品形式所统治”②，“艺术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完全成了商品的作用，其价值降低为市场价值。艺术不再服务于精神的需要，而同其他商品一样完全屈服于交换的压力，堕落民纯粹的消费品”①他叹息人们今天欣赏的不再是艺术的美学方面，而是其“货币价值”，从中获得的仅仅是购物时使用金钱的乐趣。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时，人们想到的不是音乐本身能提供什么精神享受，而仅仅是庆幸他们买到了入场卷。大众艺术给予人的同一场足球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刺激。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的大众艺术如电影、通俗音乐等，不具有任何美学价值，而只有消遣价值：轻音乐和爵上乐只是作为舞曲才有某种功用；电影只能消磨时间，没有给想像和反思留下任何余地，迫使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与现实等同起来；照像术对画家的天才创造力而言是极其可笑的讽刺⋯⋯因此，对阿多尔诺来说，“一切从复制技术中产生出来的批量产品都是艺术退化的表现，对其作出任何肯定的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②

本雅明认为，“大众是一个母体（Matrix）一切对于艺术作品的习惯性行为都是从这个母体中产生出来的”③，大众对艺术的接受习惯决定了艺术的社会接受方式。他对于复制技术把艺术从少数有教养、有财产的精英的垄断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大众享受的对象感到鼓舞，声称这带来了艺术的接受方式和功能的根本变革。

阿多尔诺完全不同意本雅明的这一看法，反对本雅明关于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的普及使作品的展览价值取代其崇拜价值的论点。他认为，把作品的价值划分为“崇拜价值”和“展览价值”，并将前者与所谓传统艺术联系起来而把后者看作大众艺术的特性，是非辩证的，极其可疑的。按照这一观点，似乎纯粹的艺术注定只能供社会上层人欣赏和收藏，天生便与“大众” 相隔绝而具有“神秘性”，而用技术复制手段制造出来的所谓艺术品则由于可供千百万人使用，将取代前者成为新的艺术范式。这实质上是把艺术与资产阶级大众媒介等同起来，试图将“高雅文化”降格为通俗文化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文化工业控制下的所谓大众艺术的泛滥。事实上，大众艺术的日益扩张只会“带来艺术接受者审美趣味的下降和欣赏力的退化”，因为，所谓大众接受是一种“幼稚的接受”，在本质上是“艺本迎

① 见《本雅明书信集》，法兰克福 1966 年，第 672 页。

② 阿多尔诺《音乐中的拜物倾向与听众欣赏力的退化》，载《社会研究杂志》第 7 卷，1938 出版，第 330

页。

① 阿多尔诺《论音乐的社会状况》，《社会研究杂志》1932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② 阿多尔诺《音乐中的拜物倾向与听众欣赏力的退化》，《社会研究杂志》1938 年第 7 卷，第 332 页。

③ 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 91 页。

合社会上庸俗的欣赏趣味的结果”。

阿多尔诺认为，大众趣味与艺术的美学本质是互不相容的，迎合大众趣味必然导致艺术审美格调的降低和“真理内涵”的丧失。今天，技术复制手段制造出来的所谓艺术品是在大众接受的借口下玷污艺术，通过将艺术降低为“半文化”来毁灭艺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艺术必须“超越社会普遍存在的审美趣味，抗议社会的虚假需求，与追求功利的大众艺术和文化工业划清界限”，才能捍卫其生存权利，保持其纯洁性，避免成为统治的帮凶。为此，它绝不能屈服于大众接受的压力和社会的功利要求，而应当成为无效果、无功利目的的社会存在。阿多尔诺指责大众艺术是资产阶级控制和支配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客观社会意义不能仅归结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流通这个外在过程，只有从理论上表明该产品在文化范畴中被中介了的社会关系，才能在本质上认识它在社会中的作用。被操纵的意识并不能成为替大众文化辩护的可靠根据，因为所谓的大众意识恰恰是这种文化的操纵者预先设计并规定的。”①大众文化的功用在于灌输给大众以一种虚假的满足和意识形态谎言，在其产品中，资本主义下的现实被当作真实而被掩盖，并获得一种合法的假像，日益强大的社会统治与个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矛盾被抹杀。

在阿多尔诺看来，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与法西斯主义奴役下的大众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相似性，它是同社会的不公正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文化本身便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正，因为大众从消遣中得到的其实是精神压抑，它所带来的后果仅仅是大众对这个被统治的社会的认识能力的日益衰退。”②在这种文化的薰陶下，消费者最后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底丧失了批判和反抗能力的顺民。从这一立场出发，阿多尔诺强调，艺术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对“社会的不公正、不自由、不人道”的否定，真正的艺术必须同所谓的大众文化彻底决裂，坚决维护艺术的本真性和自主性，才能避免与统治和统治的意识形态同流合污并起到社会批判的作用。

① 阿多尔诺《不协和音：被统治世界的音乐》，载《文学札记》，法兰克福 1958 年，第 1 卷 283 页。

② 阿多尔诺《不协和音：被统治世界的音乐》，载《文学札记》，法兰克福 1958 年，第 1 卷 2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