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语言本质

迦达默尔认为：“在理解中发生的视野融合是语言固有的成就。”①真正在文本与解释者，传统与现在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恰恰是语言。文本和阐释者，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语言过程中的要素，而理解的语言性则是作用史的具体化。理解是一种经验，但它是语言的经验。一切文化传统和历史，主要表现为语言。理解本身必须以语言的方式进行，因此，语言是阐释学问题的起源和归宿。

在迦达默尔那里，对语言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存在问题的阐释学关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力图完成哲学向本体论的转折，因而人们把他的思想称之为“基础本体论”，而迦达默尔则更进一步，开始了本体论向语言学的转折。

他认为，语言是我们与世界“遭遇”的方式，因此，语言和理解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一切理解和解释都在语言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意味着，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特性是它的语言性：“语言学表现的问题已经是理解问题。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发生在语言的媒介之中。这一媒介允许其对象进入世界并同时成为解释者自己的语言。”①当我们关注语言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时，解释在语言中自身显示了理解为何物，即将所言说的内容同化，使之变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语言的解释是一切解释的形式，即使当被解释对象本质上是非语言的，它也“预设了语言”。因此，语言规定了阐释学的对象，一切理解和解释对象的本质都存在于语言的媒介之中。我们的传统，即所有的“文本”都是由语言固定下来的，它们在时间上“凝固”了，与我们有一种“绝对的共时性”。换句话说，现在的意识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些由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使它们与解释者保持一种“时间上的平衡”，使过去的精神与现在的精神得以沟通。传统的这种“绝对的共时性”或当代性提供了将过去的经验与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使过去成为一种“超时代的陈述”向理解者和解释者敞开。

迦达默尔认为，语言揭示了世界，而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对于人来说不存在一个语言之外的世界，“凡词语破碎之处物将不存”（Kein Ding sei，wo das Wort gebricht）②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在于世界成为语言的对象，相反，知识和陈述的对象已经包含在世界的语言视野之中。人的存在的特殊方式是语言，因为语言创造了人拥有世界的可能性：“语言原初的人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258 页。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360 页。

②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445 页。

类性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在世之在原初的语言性。”①正是因为有了语言，人才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没有语言，人的存在将同其他在者之在没有什么两样，将是黑暗、混沌的，所以人所拥有的这个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人对这个世界的经验是语言的经验。

正因为如此，迦达默尔驳斥了将语言视为主体所有物或工具的看法，并认为，世界和语言都是超越主体之物。是世界而不是人的主体性决定着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是语言决定人而非相反。人并不是“利用”语言说话，而是“按照”语言在说话，因此，“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

②。

世界必须成为语言的对象才能向我们呈现，换言之，它必须成为语言，才能为我们所拥有。“在语言中，世界作为世界展现自身”。③通过语言把握到的东西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经验，而是经验所揭示出来的世界。迦达默尔指出，人的世界观念是语言构造的，其世界图像也是由语言描绘的，“可被理解的存在即语言”，④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对世界的经验在语言中得到最终的体现。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方式，而语言作为理解的唯一的媒介，则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⑤。这一观点同海德格尔，甚至同维特根斯坦不谋而合。前者称“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后者则说“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我的语言的边界”。语言并不只是传达意义的被动的媒介，相反，它在不同时代的组织形式——话语的结构——决定性地参与了世界的构成。

迦达默尔指出，人是被“抛入”语言的，人一生下来，便进入了一种早已存在的语言，即进入了一种固定的意义网络。这个意义网络规定了他与自然、与社会、与历史、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规定了他的思维、行为方式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语言构成的一整套观念、原则、规范形成一种象征性的秩序，并以风俗习惯、道德标准、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甚至法律条文的形式世代流传。因此对于人来说，进入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强加于自身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系统，接受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秩序，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一种被给定的价值和道德的体系。在这种意义上，人并不是自由地拥有和支配着语言，而是被语言所限定，是语言的“囚徒”。

在迦达默尔看来，语言并不是人所能任意支配的明沏的反思工具，而应当说，“它既是桥，又是墙。之所以是桥，因为只有通过它，人们才能跨越差异的激流，达到某种意识的同一性；之所以是墙，因为它阻止人们毫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内心，限制着这种表达的可能性。”①语言的表达永远是既明确，又不充分、不完全的。因此，语言既敞开又遮蔽，与它相关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领域：意义敞开和意义隐蔽的领域，或者显指域和隐指域，光明域和黑暗域。语言不仅内向地规定着或收摄着自身的无限内容，同时还外向地开拓着或投射着自身的无限关联，二者反向加强。它表现为双重方向的运动， “它既以达到思想的客观性为目标，但它也从思想出发，表现为一切对象化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419 页。

②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439 页。

③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408 页。

④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408 页。

⑤ 迦达默尔《理理与方法》，第 411 页。

① 迦达默尔《文本与阐释》，载《文本与阐释》，1989 年法兰克福，第 31 页。

向词语的隐蔽威力的回复。”隐蔽是语言的深层空间，对于主动接受者，它是同一性中无限超越的源泉；对于被动接受者，它却成了蒙蔽无知的黑暗领域，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迷津”。因此，在只习惯于把语言当作传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人那里，如果它仅仅被作为传达和交流的工具使用，那么，它同时也作为蒙蔽和歪曲的工具被使用。因此，在迦达默尔看来，“语言是存在之家”，我的语言就是我的存在，我的世界。它的意义是通过对象在词语中的显现来确定的，在这些词语的周围有一个“未被表达出来的东西的晕环”，所以，它不只是说出了已经说过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向对象默许“无限多未被言说的东西”。

语言的敞开和遮蔽的二重性是基于语言的这样一个事实：语义固置和语义流动的冲撞造成空隙而显露出遮蔽。例如，一个命题启示了一种意义，被人们接受为普通的尺度，这个语言命题的敞开同时就是遮蔽，因为它不再是流动的、生成的，而是规范着的，固定的，成了固定不变的语义运用。其运用愈是普遍，其表达就愈贫乏，即它的遮蔽性就愈强。这就是敞开与遮蔽的反向加强。这时，不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对此康德有一句名言： “一旦有一种意义成为自在的，自由便无可救药。”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