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的衰落
本雅明曾说,人类的文化史“仅仅加重了压在人类肩上的文化遗产的重量,而并未给它以摆脱这一负担的力量,以使它能利用这些财富”②。他认为,文艺批评的任务应当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留下的遗产(这些东西也是人类“野蛮史”的记录),从而认识这种文化必须衰落的命运。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对于“传统艺术的衰亡”作了深入的探讨。
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认为,随着技术复制手段被引进艺术,传统艺术面临着解体的命运。可复制的艺术品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艺术类型”的诞生,这种艺术类型使建立一体化的社会审美模式的企图彻底失败,因为,新型艺术导致了一些传统艺术形式(如戏剧、叙事性作品、抒情
① 本雅明 1935 年 9 月 21 日致布莱希特的信,见《本雅明全集》第 10 卷 318 页。
② 《本雅明全集》第 2 卷,第 374 页。
诗等)的过时,带来艺术整体结构的质的变化和一种在本质上具有“使用功能”的“后审美艺术”(nachästhetische Kunst)的产生。
“技术”的概念在本雅明的文艺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指艺术家在创作中使用的艺术技巧,又意味着用以制造艺术产品的工艺技术。从技巧中可以看出艺术的社会实践功能,更确切地说,看出艺术对于其接受者的实践指导功能。因此,他主张艺术分析不但要考察一件艺术品与它产生的时代的艺术总体状况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确定它在当时的艺术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即它所运用的技术是否具有“解放艺术生产力”的作用。
在他看来,艺术技巧的革新引起了一系列传统艺术概念,如创造性、天才、永恒价值、艺术的神秘性等等的过时,因此,它体现了一种“社会否定” 和“解放”的力量。新的物质生产技术(如照像术、无线广播等)在艺术生产中的运用不仅改变了艺术特有的形式语言以及艺术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且导致了一些传统艺术形式的衰落和艺术“独立性”的丧失。
关于叙事文学,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带来了信息和知识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过去的小农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下,叙事的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但农民和手工业者世代积累下来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必须通过叙述才能流传下去,而且新的信息和知识也必须通过叙述才能获得。在传统的生活世界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受地区的限制,只能靠“见多识广的人”的叙述才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从他们叙述的“奇异的、闻所未闻”的事件中得到某种愉悦和享受。这便给“专业叙述者”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逐渐兴旺、发展起来,而小说便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然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娱乐手段的多样化,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现代信息渠道(如无线广播)使信息的获得变得快捷而便利,而现代娱乐手段(如电影)使人随时都可以得到消遣和娱乐,用不着再单纯依靠“叙事”。另外,叙事需要一群有耐心、有闲暇的听众(读者),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和生活的节奏大大加快,人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展,有闲暇和耐心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得叙事性艺术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接受者越来越少。
其次,本雅明认为,叙事艺术在其产生的时代除了提供信息和给人以消遣和娱乐之外,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即给人以某种教益,为生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忠告”和答案。最初的“叙事者”都是有见识、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听众(读者)大多期待从他们的叙述中获得人生的知识、道德的启示和生活的智慧,因为,“这种启示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结晶, 是一种知识和智慧,叙事的艺术便是这些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①然而,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叙述”逐渐丧失了提供人生智慧和道德教益的功能,叙事者也愈来愈难以为生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找到答案。对他们来说,世界变得破碎了,混乱了,人生也愈来愈复杂。在叙事艺术的一个特殊品种——小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本雅明指出,在工业社会中,“小说家作为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人,已经无法再用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方式表达出对自己最为关切,对自身最为重要的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现实,他已经失去了以往那种认识和理解能力,变得迷惘和不知所措,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存,当然更不能提供
① 本雅明《论文学》,1969 年法兰克福,第 37 页。
对人生的指导和启示了。”①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写一部小说只能意味着在表现人的生存时将这种迷惘、不知所措和荒诞感告诉读者,将不可解脱的生存焦虑感向读者诉说”②。这表明,在现代社会,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作为传达人生知识和智慧的方式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
本雅明把小说看作一种与手工业小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式,认为“正如在一件陶器上留下了手工业者的痕迹一样,小说也打上了叙述者的烙印”④,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个体小生产方式的衰落,这种叙事艺术也必然没落。
本雅明试图以波德莱尔为例来说明抒情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面临的危机,因为,从波德莱尔的诗歌可以看出,“抒情诗的接受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阅读和理解已变得越来越困难”③。他认为,艺术的美学形式的产生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形式中积淀了人类经验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经验变得破碎并日益萎缩、贫乏,其经验能力逐渐丧失。这在劳动大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已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其生产活动与小生产的手工业劳动不同,不但单调、机械,而且使人麻木疲劳,使得人的知觉能力和情感能力大大衰退。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本质上是“反经验”的,它排斥了传统的手工业熟练劳动的经验方式,不但使劳动者的知觉和情感贫乏化, 而且剥夺了手工业劳动所特有的美感,使人的经验在本质上蜕变为一种“震惊体验”(Schockerlebnis),这种震惊体验成了现代社会经验的典型方式: 机器的节奏打破了个体生活的完整,把人从传统的经验世界里驱赶出来,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他们“用传统经验已无法同化周围世界的材料,这使人毫无准备地陷入了震惊”①。
在这种情况下,震惊体验已上升为抒情诗的基本原则。在波德莱尔的诗里,所表现的对象不再属于过去人们熟悉的“家园”,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纷乱复杂的“事件”发生的场所。震惊体验作为潜意识的内容,在波德莱尔那里以“震惊形像”表现出来,通过潜意识的桥梁,流浪汉、阴谋家、诗人、拾垃圾者、醉汉、妓女、人群、商品、性诱惑、机器的节奏等进入诗中,表现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和知觉方式的恶化。在这个社会,一切都受到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支配,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传统的“经验”已经死亡。
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之所以是现代派的,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艺术形式不再是“自立的”,而是可疑的,受到危机威胁的。因而在他那里,经验只能以破碎的、回忆的形式表达出来。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艺术上的“流浪者”,已失去了早期资产阶级传统艺术家的自主地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原则的冲击下,艺术家在经济上失去了保障,不得不走向市场以“寻找自己的买主”。但他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现代社会的各种丑恶认同,这使得他陷入了“叛逆”和“顺从”的两难境地。也正因为如此,波德莱尔在意识到抒情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难以生存的
① 本雅明《论文学》,第 437 页。
② ④本雅明《论文学》,第 450、452 页。
③ 本雅明《夏尔·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法兰克福 1966 年,第 113 页。
① 同上第 134 页。
同时,仍然试图用过时了的传统形式创造一种美的幻觉。在他的诗里,美的形式与丑的对象尖锐地对立着,使他的作品成为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过渡的一种特殊现象。这预示着抒情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行将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