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的阐释

迦达默尔认为,现代艺术“在二十世纪,从十九世纪的历史束缚中大胆地自我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敢于冒险的意识,使所有迄今为止的艺术都成了过去的东西。”①

现代艺术不仅同过去的艺术传统发生了偏离,它简直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与传统艺术的全面对抗和决裂。可是,这种艺术是合理的吗?它的合理性真的能够完全抛开传统而自我证明吗?

迦达默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现代艺术并不只是与传统艺术相对抗,“而且也从中引出它自己的力量和冲动。第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二者作为艺术都必须被理解并同属于一个整体。不仅如此,今天没有一位艺术家不仰仗传统的语言就能从根本上发挥出自己独特大胆的突破”②, 即使是接受者也总是要同时从过去和现在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的一个不断持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未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复的过去而前进,这正是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③。哲学阐释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现代艺术的破碎形式和传统艺术的语言形式“联结在一种更深刻的延续性之中”④。为此,我们必须“向更基本的人的感受回复”,即向艺术现象或艺术感受的人类学基础回复,而“游戏”、“象征”和“节日”这三个概念在这种追复中有着根本的作用。

首先,关于游戏。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把艺术的起源同游戏联系起来。如柏拉图将游戏看作艺术的原始雏形;康德认为艺术创作是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 171 页。

①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1975 年图宾根,第 6—7 页。

②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 11、12 页

③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 11、12 页

④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 12 页

一种自由的游戏;席勒认为人有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作为对立统一而产生了游戏的冲动,游戏冲动是二者结合的中介,是感性和理性统一的自由活动, 审美活动就是游戏活动,艺术起源于游戏;斯宾塞将游戏看作从剩余精力溢出的冲动性活动,艺术由游戏发展而来;谷鲁斯认为游戏是为将来的实用生活作准备和练习,而艺术与游戏具有自由活动的共同特点;哈尔把游戏看作种属的进代发展各阶段里经验遗传性的反复作用;斯汤达把游戏视为恢复失去的身心精力的一种积蓄活动;拉洛把游戏看作人类活动中一种奢侈的快感;朗格认为游戏是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活动,艺术作为游戏的一种,具有限于视听这两种感官的感受性特征。盖格则认为审美享受与游戏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重视自我对对象的观照性,而后者却在自我与对象融为一体中得到审美享受。如此等等。

迦达默尔从阐释学出发,对“游戏”作了重新考察,并将它作为艺术本体论的基本范畴来看待。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游戏,而游戏就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

游戏的特征首先是游戏作为主体的自我表现性。游戏者并非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本身通过其参与者达到的表现。游戏不是直线性的,而是返复无穷地进行的,是一种自我重复的运动。其次,游戏具有无目的性和自动性特征,它是一种不拘泥于目的的过程,是一种不谋求外在功利的自我生命力过剩的表现。第三,游戏具有自律性和同一性,它能巧妙地超越自身所设立的目的而回归自身,而被看作绝对身自等同的重复现象。在游戏中,游戏者对待自己像一位旁观者,或者,“游戏本身便是由游戏者和观者构成的一个整体。游戏最根本地要由旁观者去感受”。游戏者始终需要观者,反过来说, 正因为有旁观者在场,他们作为参与了游戏者而成为游戏的组成部分,游戏才能进行。所以游戏的同一性归根到底只是游戏活动的自身表现,或者说, 游戏表现的仅仅是游戏本身。

迦达默尔的“游戏”概念强调以上三个特征,从而为艺术作品的本体论确立了基础。在他看来,游戏与其参与者和旁观者、文本与解释者、创作者与接受者、写与读等等,这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达,它们之间的“阐释学地位”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互渗的,彼此紧密相关的,双方都在不断展开的对话中超出各自原初的视野而进入一个探险的历程。它既能使对话者在对话中共生出可交流的语言,又不使对话的语言穷尽一个理念的目的。因为在对话的每一瞬间,对话者聚集了已经言说的东西,同时又向对方递送去“无限多尚未言说的东西”,解释者正是要介入这无限多未说出的东西之内,而使每一次对话都包含一种内在的无限性。

迦达默尔认为这个对话原则对于现代艺术有着预想不到的启示作用。现代艺术的基本动力之一恰恰在于,艺术力图破坏和取消欣赏者与艺术作品之间对立的距离,旁观者的距离变成了同戏者的相遇,即变成自己与自己的解逅。在游戏与艺术的共同本质中,他看到了“游戏所具有的作品的特质”, 并称“游戏为一种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的真实性超越了现实的真实性,而预设了其中蕴含的可能性存在于未来的视野之中。而与此同时,游戏是一个意义整体,其内涵是流动的、无限的,它不断地在与每一位观者相遇的瞬间产生出新的意义。

关于象征。迦达默尔指出,“象征”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原初的意义为“接合”,即用一个事物去代表另一事物。如古代希腊主人和客人分别时,

把一块陶片破成两半,各人将其一半作为信物保存。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可以凭此相互信任,视为知己。而这片信物就是象征。

在古典主义的用语中,象征也可以说是比喻,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象征是用一种东西去说明另一种东西。太阳象征永恒的威严与恩德。人们本来可以说出“威严与恩德”而无须借助于“太阳”的比喻意义或象征意义,但那样一来,便过于直接,过于外露,缺少某种含蓄和诗意。然而,真正的象征并非如此。迦达默尔说:“对象征性的东西的感受指的是这如半片信物一样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显示出同它的对应物相愈合而补全为整体的希望, 甚至是,这为了整体而补全的是始终被寻找的作为它的生命片断的另一部分,”因而美的感受,特别是在艺术意义上的美的感受,“是对一种可能恢复的永恒的秩序的呼唤”①。所以,决定美和艺术的深义的正是作品中要求重新认识,重新愈合的信息。

艺术作品是不可替代的,它既代替不了他物,也不能为他物所替代。艺术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意义承担者和媒介,只要它一经产生,它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一个由瞬间的感受铸成的永恒的“存在”,因而作品的意义毋宁说是建立在它所是的那个东西上的。那种把艺术的象征性看作显露和隐藏的分离和对立的观点所忽略的正是象征的这一本体论特性。同样,在艺术感受中,艺术作品不单纯是指示出某种隐含的意义,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存在的扩展,“构成艺术的结构特性应该向我们传达一种真正总括的共同性” 或“共通感”(commonsens),成为“一句向作出反应的心弦说出的话”, 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唤。正因为如此,每个阅读它或欣赏它的人,内心恰好与有着它的应答,好像一块共振板。“象征的本质,并不涉及用概念或理性弥补的或趋向的目的意义,而是它的意义就永驻在象征本身。”①

关于“节日”。在迦达默尔的艺术本体论中,时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节日”表示的正是一种独特的时间——共同性。迦达默尔认为, “节日”即共同性,而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其完满形式中的体现。在他看来, 庆祝节日,意味着这种庆祝是某种多次性的活动,类似于艺术的意向性活动。节日的时间结构同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节日的时间性质是“被巡视的”,而不是分解为彼此脱节的时间瞬间的连续。

迦达默尔认为,人类存在着时间的两种基本经验,一种以钟表的移动为标尺,用繁忙或空虚去填满,这时,时间是作为必须“被排遗掉的”或已经被打发掉的东西被经历的,而不是作为真正的时间被经验的。另一种时间是“真正的实现了的时间或特有时间”,它既与节日又同艺术有着最深刻的亲缘关系。因为,节日的每个瞬间都是实现了的,时间是节日般进行的,即通过它自己的庆典而预付的,使时间成为不可计量的特有时间。它仅仅作为一个时间整体而存在。

在节日里,时间仿佛“停住”了,处于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艺术就是为了庆祝,它也有自己的特有时间,“艺术品同样也不是通过其时间上延伸着的可计量的持续性,而是通过它自己的时间结构来规定的”。对于艺术欣赏者来说,只有在由内心出发而建构的特有时间里,艺术欣赏才象节日一样沉醉 于时间的驻留之中而不致于成为无聊,并且,在艺术品中的逗留越多,

①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 43 页。

① 迦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 49 页。

艺术品就越显得富于魅力。

至此,迦达默尔通过对“游戏”、“象征”和“节日”的分析试图找到艺术作为艺术的人类共同性。

首先,游戏基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精神的超越性。存在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的活动的有目的的重复,而精神的超越性正在于扬弃它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而把重复活动形式化。只有形式化的造型活动才能把这种活动从一次性的时间流逝中保存下来,积淀下来并使其持续下去。

其次,如果游戏是形式化的造型活动本身,那么象征就是扬弃了内容或把内容转化为形式的形式本身的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意义。这是因为,象征就是对形式化了的内容的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恰恰在于把先行接受的知识再转化并提升到当下的精神高度上来,以便从流失的东西里吸取固存的东西。因此,艺术的天职可以说是必须从历史的形式中给现实提供重新认识的无限可能性。

第三,游戏构造形式,象征体现意义,其目的是要形成节日特有的时间, 把一切人融为一个整体。伟大的希腊悲剧至今对最有文化修养的读者也是一个难题,甚至可以说,你越是敏感,它越是一个谜。这是历史地积累起来并被带入现实的。在当时,祭祀和游戏的一体化使希腊戏剧获得了今天难以置信的大众化成就。

迦达默尔声称:“阐释学⋯⋯包容了艺术的整个领域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正如任何必须被理解的文本一样,每一种艺术作品——不仅文学的艺术作品

——都必须被人们所理解,而这样的理解必须是十分细致而精巧的。因此, 阐释的意识涉及的是一个十分广泛的领域,它超出了审美意识所能达到的范围。美学必须在阐释学中凸现出来,这一命题不仅指美学所涉及的领域,而且首先是指它的内容。反过来,阐释学必须这样来得到规定:它完全适用于艺术经验。”①

阐释学对西方美学与文学观念的更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观察艺术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应当抹杀的。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