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历史性

迦达默尔的阐释学“力图阐明隐藏在科学或不科学的各种理解现象之后的基本条件，并使理解成为解释着的主体并非绝对居于主导地位的事件”①。因此，他的理论并不研究解释的具体方法，而是探寻解释和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他彻底否定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倾向，认为它们“从整体上歪曲了解释现象，把持续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方法从理解的更广阔的过程中孤立出来了”。②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客观主义，他们的阐释学都力求使解释者摆脱自己的“偏见”而达到与被解释对象同一的立场。迦达默尔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理想尽管听起来十分动人，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客观主义的前提是，被理解对象亦即文本，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作者也必定具有一定的历史限定，所以，理解文本便是力求使自己完全摆脱自己时代的限制，设身处地地像文本的作者那样，用那个时代的方式进行思维。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个要求，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一个两难的推论：如果认定理解对象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那么解释者又怎么能通过理解消除这种局限性呢？而倘若理解者能够做到不受历史限定的思维，那么，理解对象也就不会具有理解者想方设法要进入的历史局限性了。

正因为如此，迦达默尔对理解的历史性作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论述。他指出：“阐释学的概念标志着此在的基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了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此包容了全部世界经验⋯⋯理解的运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①由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具有时间的有限性，人对世界、对自身以及一切事物的理解也必然受到时间的限制。这便决定了，理解总是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理解者总是要站在自身、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及他所处的环境的立场上去看待一切，理解一切。这种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是理解本身固有的规定性，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在他看来，“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对待这一历史性。”②人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世，有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有一个先于他而存在的久远的历史，有先于他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人的理解永远无法摆脱的制约，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正是体现在理解的被制约性之中。

迦达默尔认为，过去的哲学由于接受了以主客体相分裂为基础的意识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分法，总是把理解的历史性作为阻碍人获得客观真理的前提而加以否定。人们始终不愿正视并承认理解的历史局限性，都把自己对世界、事物和文本的理解宣布为客观的、绝对正确的。但迦达默尔却主张，历史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质，我们不应回避和隐晦这一事实，相反，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去看待一切理解和解释，看待所有的学说、理论和观念。所谓的历史性正是指理解者和理解活动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

① 迦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导言》，图宾根 1968 年，第 7 页。

② 迦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导言》，图宾根 1968 年，第 7 页。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ⅩⅧ页。

② 同上，第 175 页。

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会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

既然任何理解和阐释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都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理解就必然会带有某种主观性，即是说，它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理解行为的主观性不但从历史性角度观察是无条件的，即不同历史时代的人对事物的理解存在着差异，而且用共时性观点看来也是绝对的，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个人，对一件事物或一个对象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迦达默尔指出：“理解永远是不同的理解，理解的过程永远不会最终完成。”①当然，理解不仅是一种主观行为，它还有客观的被制约性，这在迦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前判断体系”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理解的历史性过去往往被忽视或否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种理解和解释，理论或学说，一旦取得某种成功，总会被宣布为绝对真理。例如，启蒙运动在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许多人忘记了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天真地相信理性和科学已使人类登上了终极真理的巅峰的同时，他们对理性和科学的盲目崇拜也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而导致了泛理性主义和科学决定论的泛滥。当然，启蒙运动赋予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反对封建愚昧的专制，有其进步的意义，其历史功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所主张的那种超历史的、永恒的、绝对的理性并不存在。同样，自然科学也不能超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代。迦达默尔认为，超历史的科学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任何科学原理和方法，甚至基本的科学概念，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是历史的产物，因而都应历史地加以审视。事实证明，理性和科学的主张一旦试图超越历史和自身的局限而将自己对化，就会变成新的迷信和教条。

由于理解永远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始终是主观、相对的，它便绝不会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不仅理解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向未来开放着，永远不会完成和终结，而且理解的内容也永远不会达到终极真理。换言之，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在发展，前进，绝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之上。一种理解一旦停滞不前，便会僵化、过时，即使它曾是一种正确合理的理解，也会走向反面而被人抛弃。历史上过去的理解被后人超越或推翻的例子比比皆是。正因为理解永远处在运动和更新之中，人的认识才会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迦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它本身便包含了创造的因素。理解必须被看作意义生成的过程，意义总是通过理解而形成的，它决不是什么先验的、客观自在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只是当它们作为理解的对象时才获得了某种意义。因此，意义是理解所赋予对象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创造意义的活动。

迦达默尔反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可以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加以客观解释的对象，不是一堆历史学家或历史阐释者可以“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任何历史学家总是要从某种立场出发去理解、解释历史事件，而每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解释都是不同的，都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因此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①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203 页。

此外，人们在理解和阐释历史时实际上就已经介入了历史，即把自己的主观倾向带进了对历史的解释，因此不存在作为客观对象的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其实仅仅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