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技术的进步

探讨仰韶前期原始技术的状况，应注意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评估它在当时技术进展中的作用及意义。

这块残黄铜片见于姜寨半坡类型的一座房子（F29）。发现时，它紧贴在已被烧成红色的坚硬的 F29 居住面，嵌入居住面表层，无疑应属半坡类型时

③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 1959 年第 11 期。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

①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1

期。

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经过反复实验，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②。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姜寨的铜片含锌 25％，确属黄铜。从我国冶金发展史来看，还不能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冶铸黄铜的技能。

锌的冶炼是比较困难的。锌的熔点是 420℃沸点约 950℃，比其它的任何金属要低得多。为了从矿石中还原锌，需要用木炭加热到 1000℃。这超过了它的沸点，故一部分变为蒸气，另一部分则很快转化成锌的气化物，因而得不到纯锌。至今，锌的生产有火法和水法两种。水法炼锌是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是将氧化锌用硫酸浸出，净化后电解得到锌。火法是用闪锌矿（硫化锌矿）、菱锌矿或炉甘石（均为碳酸锌矿）熔烧成锌的氧化物，然后在几乎密封的容器里加热到 1000—1300℃，使之还原成气体，在容器的另一端保持温度高于锌的熔点，则蒸气很快地凝结成金属。中国是世界上采用火法炼锌最早的国家。明代称锌为倭铅，《天工开物》记载：“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宋元时期未能掌握冶炼金属锌的技术①，仍用炉甘石和赤铜铸造黄铜。宋代崔昉《外丹本草》说：“用铜二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元代《格物粗谈》记载：“赤铜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由于炉甘石中氧化锌含量低而且不稳定，用以制造黄铜，成分不易控制。只有能冶炼金属锌以后，才可以大量制造黄铜。用炉甘石和赤铜冶炼黄铜，当然不始于宋代。但早到何时，还有待研究。对我国古代铜器鉴定表明：“早期青铜器中不含锌，只有少数晚周或汉代青铜器中出现锌的成分”②，“东周以前青铜器的含锌量不足 1％”③。据此至少可认为秦汉仍未掌握冶铸黄铜的能力。姜寨的黄铜片，只能被认为是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制品。这种黄铜，含杂质较多，性脆，会影响使用。人们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区别矿石的知识以后，便淘汰了偶然由铜锌共生矿冶炼得到的黄铜，有意识地挑选孔雀石、锡石等进行冶炼，从而得到纯铜、锡、铅金属及它们的合金制品，这当视为冶铜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还应该看到，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数以十计的半坡类型居址及墓地中，只在姜寨见到这块残黄铜片，因此，金属品的制作与使用，除了可视为人们认识金属肇始的标志外，在当时技术中还没有地位，也谈不上其它的作用和影响。

仰韶时代前期，人们仍然利用石、木、骨、角、蚌：牙、皮、毛、麻、苇、竹及泥土制造各类器物。通过对这些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其残片及半成品的观察，可了解它们的成型过程及人们使用的成型手段。

磨制石工具是当时人们谋生的最先进手段。磨光已广泛成为制作石器和骨、角、蚌、牙制品必需的最后工艺程序。但是，除了小型的石质铸、凿和骨质箭头、鱼叉、铲、针、笄是经通体磨光加工外，其它磨光加工的制品，例如石斧、铲、刀、大型锛凿及相当数量的骨器，均仅磨光刃部。而且，在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40、42 页，文物出版让，1963 年。

①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2 期。

②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昌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2 期。

③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略加粗磨。据北首岭出土的石斧统计①，经细磨的仅占 5

％，粗磨的占了 80％，打制及琢制的还占了 15％。当时的石器，体型厚重，棱角弧曲，基本缺乏体型扁薄而棱角呈直角形的石器。例如，半坡类型的石斧的横截商均呈椭圆形，至庙底沟中期，虽变得扁薄一些，但仍基本上没有横截面呈矩形的石斧；石铲因自身功能要求，体型比较扁薄，然而其转角仍呈曲线。所有石器的孔，都是双面对钻成的，且均使用琢制方法开孔，甚至，有些石器的孔还是琢透的。这些情况，说明当时还未掌握锯切石材及管钻的技能。从对石器及其半成品观察可知，基本上还是使用打击方法制成石器的粗坯，再用琢磨方法使之成型。

半坡类型人们的木作技术，从当时使用的工具来看，往往令人惊止不解。据半坡遗址柱子洞的大小和墙壁烧土块上的印痕可以窥知：建筑用的木柱，粗的直径达 45 厘米；木板长的，保守的估计亦有 2 米左右，宽、厚分别仅为

10—15 厘米和 1.5—2 厘米，有的劈裂面还经过加工、板面较光整。使用粗笨工具而无较高的技能，自然难以砍伐这样粗大的树木，加工出这样长、窄、薄的板材。因此，在评估当时技术发展水平时，显然还要把那些单纯从遗存中难以见到的因素估计在内。

纺织品、编织物和陶器制作的方式、程序及其质量，亦可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生产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

至今，我们仍是从陶器上的印痕得知半坡类型的纺织品及编织物的情况的。元君庙陶器上的布纹印痕，经线清晰，纬线较模糊，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二根，粗细均匀，线径约 0.84 毫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纱线细的径仅

0.5 毫米，粗的则达 4 毫米。纺织品的织法及元君庙织品纱线的粗细，均和现代农家的平纹布差不多。织品的粗细，当与其用途有关。目前还不能从发现的遗物中确认哪些属于织机的零件，所以，对当时织机的知识，还一无所知。据发展程度基本雷同的良族情况推测，半坡类型的居民使用的织机，当是水平式踞织机。

比起纺织品来，制作编织物的技法显得多样而复杂。据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编织物印痕可知，当时制作编织物已使用了斜纹编织法、缠结编织法和棋盘格式或间格纹的编织法。使用斜纹编织法制作编织物最为普遍。如将此类编织物具体分之，又可分为以人字纹编织法、辫纹平直相交法和条带式编织法编成的编织物（图 2—21）。可以说，当时已基本上掌握中国现代农

图 2—21 半坡类型的编织图案举例村制作编织物的编织技术。当然，那时需要和可能制作的编织物种类，却远不及中国现代农村。

仰韶文化前期制陶技术，摆脱了老官台文化使用泥片贴模的制陶工艺，把陶土搓成泥条，像现在编草帽那样，盘筑泥条，制成陶器的粗坯，要制作较大的陶器，则以泥条分别盘成陶器各部后，再结合成整器。然后，经修削、拍打或压磨，乃至在轮盘上修整器形或口沿，使器壁坚实及厚薄均匀，得到整修或调整器形的效果，待器坯晾干，再入窑烧制。而细泥陶制品，器坯晾干后，还经精细打磨，有的则需装饰纹饰，才完成了入窑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① 个别的分析和史籍记载却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金属锌可能已经在民间使用。见王琎：《五铢钱化学成份及古代应用铅锡锌镴考》，《科学》1923 年第 8 卷第 8 期：章鸿钊：《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

1925 年第 9 卷第 9 期；《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 年。

考古学把仅修整器形或口沿的加工陶器的轮盘，称为慢轮，用它加工陶器的工艺，叫慢轮制陶，把在陶轮上成型陶器的工艺，称作快轮制陶。据确切的资料指明，只是到庙底沟类型晚期才产生快轮制陶技术，而且，还仅是以此制作为数极少的小型器皿。王家阴洼半坡类型晚期的一些陶器底部，有着因持绳将陶器割离轮盘而形成的偏心圆纹①，但这类陶器腹身未见快轮制作应留下的整规圆形纹理，故不便依此解释是用快轮制作出来的。仰韶前期的制陶技术，仍停在慢轮加工阶段。用线绳从陶轮上割离陶器的工艺，产生于快轮制陶之前，而后可能因它导致快轮制陶，并成为快轮制陶的必备条件。仰韶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化，为 900—1000

℃。

这时期的陶窑，均由火口、火膛、火道、窑箅及窑室组成。窑室或窑箅的直径，为 90 厘米左右，火眼长宽分别为 8 厘米和 3.5 厘米左右。后者环列窑箅周壁，下通火道。火道分作两股，由火膛左右斜上通入窑箅下部，于火膛相对的一端汇合，环成一周。火口隔着火膛，位于窑室对应的一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区别，是前者陶窑的火膛，完全位于窑室的一侧，以致火口与窑室的距离，是庙底沟类型陶窑的四倍②，因而，半坡类型的陶窑，往往被考古学者称为横穴窑。从半坡类型到底底沟类型陶窑构造的改进，提高了利用能源的效率，是烧窑技术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