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如前所述，在龙山时代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各有明确的分布地域，它的某些特征常常能同历史传说中分布于该地区的原始部落相联系，因此这些考古学文化当是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南及江苏北部，辽东半岛和河北唐山一带也受到它的强烈影响。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轮制黑陶特别发达，器表往往为素面或打磨光亮，显得素雅大方。主要器形有鼎、鬶、甗、罐、盆、豆、碗、杯等，就中以蛋壳黑陶杯最为精致。石器中多舌形铲、长方形石刀、石镰和剖面菱形的镞等。房屋多为方形，以夯土为基。存在公共墓地，流行单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相当的差别。在人骨鉴定中发现少数有拔牙的风俗。这说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因而它的居民还保持着他们祖先的遗风。

由于龙山文化分布地方甚广，各地文化面貌还有不少差别，据此至少可以分为四个文化区或文化类型。即胶东区的杨家圈类型，胶莱区的两城镇类型，鲁西北的城子崖类型和鲁中南的尹家城类型。这种地方性文化区或文化类型，其实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基本形成了，到龙山文化以后的岳石文化时期依然保持这种差别，只是边界稍有变动。假如龙山文化及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以后的岳石文化是一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先后相继的文化遗存，则这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内还包含若干较小的人们共同体。

根据古史传说，东方的部落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可统称为两吴集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谓少昊氏“遂济穷桑”。《尸子》、《帝王世纪》谓少昊“邑于穷桑”；而《左传·定公四年》谓周初分封时“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因知穷桑当在曲阜左近，今曲阜东有少吴陵，是后人根据传说建立起来的。少昊活动的范围当不限于曲阜，而可能遍及山东各地。《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郯子的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郯子曰⋯⋯我高祖少吴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职官系统，实际上可能有后人的附会和整齐化。但它透露了许多信息：（一）所谓少昊氏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族系，里面包含许多氏族、胞族乃至部落，并各以一种鸟为其图腾；（二）据

《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的一段对话，知始居齐地的是爽鸠氏，在今淄博临淄区左近；而作为少吴后裔的郯国在今山东东南郯城县一带，均距曲阜数百公里。故知少昊的族系并非仅居曲阜一带而可能遍及山东全境。至于太吴之墟在陈，一般认为在河南淮阳左近。既云太昊，当与少昊有关。而龙山文化及其以前的大汶口文化的各地方类型，应是反映少昊族系内的各地方分支。到夏代，这些人民始称为夷，或是夏人统称东方之人为夷。而夷有九种，说明内部也有许多分支，那大概就是岳石文化存在若干地方类型的主要原因。这样看来，龙山文化可能是少吴或两昊族系的文化，是夷人的史前文化。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范围最大，内容也最庞杂。其中包括分布于河北南

部和河南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分布于河南中部偏西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西部的三里桥类型，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河南东部的造律台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介于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之间；但若按历史传说，那里似应是两昊集团的太昊氏活动的领域。

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颜色比龙山文化为浅，而且愈西愈浅。即黑陶愈西愈少，而灰陶愈西愈多，并且到山西和陕西还有一部分灰褐陶。轮制陶的比例也是愈西愈少。大部分陶器有绳纹、篮纹或方格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类型中这三种陶器的比例有所不同。这里没有龙山文化中那样精美的蛋壳黑陶杯，极少见鬶，鼎和豆也远不及龙山文化那样多。相反这里有很多的鬲、斝、甑双腹盆和小口高领瓮等。石器大致和龙山文化接近，但缺少舌形铲而多有肩铲，箭头剖面多三角形。房屋多为圆形，地面及四壁抹白灰，称为“白灰面”。同时也有分间式长方形房屋。建筑中常用夯土、土坯和白灰。有很大的公共墓地，其中大墓和小墓的差别达到非常显著的程度。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地方，是广义的中原地区。依据古史传说，这里在原始社会是黄帝和炎帝族系的居民活动的地方，我们可将这两个族系合称为黄炎集国。

黄帝和炎帝究竟发源于什么地方，向无定说。《国语、晋语四》有一段话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考订炎帝起于陕西渭水中游，黄帝则起于陕西北部，然后均向东发展②。无论如何，这两个族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姬姓和姜姓世为婚姻也是事实。《史记·五帝本纪》曾谈到黄帝与炎帝战子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篇谓赤帝（按赤帝即炎帝）与蚩尤争于涿鹿之河，寅帝杀蚩尤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谓黄帝命应龙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这里提到的地名都在今河北境内，是黄炎集团又在河北。

《史记·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河。”丸山，据《括地志》在青州临朐县界，岱宗即泰山。鸡头在甘肃，《史记·始皇本纪》：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熊当为熊耳山，据《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洛县西。荤粥即后来的匈奴。如果真象《史记》所讲的，黄帝的战功和巡幸的地方如此之大，就有点象后来的始皇帝了，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如果把黄帝理解为一个族系，则它活动的地方奶是以中原为中心而与四周发生交涉，这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状况还是基本上相合的。

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早先是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即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继中原龙山文化之后而发展起来的，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是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先商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带是先周文化。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民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诸夏。其所以称诸夏，正同称九夷一样，表明内部还有许多支族。而炎帝、黄帝则被尊为华夏族的祖先，华夏族的人民即成了“炎黄裔胄”。

良渚文化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是因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浙江杭

② 南京博物院：《1987 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 年第 2 期；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

《江苏新沂花厅遗址 1989 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 年第 1．2 期。

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县）而得名的①。良渚文化的陶器虽然看起来也是黑色的，但多是黑皮灰胎而并非纯黑陶，也没有象龙山文化那样的蛋壳黑陶。陶器表面也多素雅而不尚文采，只有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有朱绘或针刻花纹。陶器种类主要有鼎、豆、圈足盘、双鼻壶、单粑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等，除个别的鬶外，基本上没有袋足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多为通体磨制，并且广泛地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石器种类甚多，主要有斧、铸、有段锛、凿、长方形和半月形刀、犁铧、破上器和耘田器等，后三者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是适应水田操作的一套农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一个墓地的发掘，所获玉器往往数以千计。其种类有琮、璧、钺、璜、镯、环、管、珠、杖头及各种装饰品，其雕工之精、数量之多、品种之复杂，为同时代及前此诸考古学文化之冠。至今尚未发现完整的房屋建筑，但据某些残存遗迹来看，当时既有干栏式建筑，也有上坯砌的房屋。富人和平民墓地已经分开，不少地方为贵族造墓地而筑起很大的土台。到处都出现聚落遗址群，就中以良清镇所在的遗址群为最大。

良渚文化所在的区域在古扬州境内，《尚书·禹贡》扬州条中的震泽和

《周礼·职方氏》扬州条中的具区，都是指本地区中心的太湖而言。《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曰扬州，越也”，明指扬州为越地。史传太伯奔吴，

《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奔荆蛮，司马贞《史记正义》解释说，荆蛮是“南夷之地，蛮亦称越”。《吴越春秋》以为越王勾践是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而无余曾封于越。看来越曾是地名，又是族名。后来推而广之，把我国东南沿海的非华夏族系的人民统称为越，以至有闽越、瓯越、南越、骆越、扬越等许多名称。古越人和越地的情况，古文献中记载甚少。《职方氏》讲扬州的一段话虽是说西周时的情形，但也可作一参考：“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获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鲁，其谷宜稻。”这种江湖甚多、物产富饶的自然地理条件，正是产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基础，良渚文化则是这一发展的高峰和最后阶段。

石家河文化是以其首次发现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而得名的①。石家河是一个包括二十多个地点的遗址群，1955 年发掘了三房湾、罗家柏岭等四处遗址。其中较早的属屈家岭文化，较晚的即石家河文化，但因资料未曾报导而不为人知。后来在湖北境内发现的同类或相近的遗存曾被命名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季家湖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现多主张统一为石家河文化而分为若干地方类型。

石家河文化以灰陶为主，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桔红色粗陶和少量黑陶。泥质陶多为轮制。大部分素面无纹，少数有篮纹和方格纹。主要器形有鼎、鬶、豆、圈足盘、高领罐、粗红陶杯、缸等。石器磨制甚精，主要有钺、斧、铸、镰、镞等。石家河曾出大量陶塑动物，包括鸡、长尾鸟、猴、象，狗、猪等，形成一种鲜明的特色。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目前还缺乏详细的论述。大体说来，至少可分为四个类型，即湖北西北至河南西南部的青龙泉类型、湖北西南到湖南北部的季家湖类型、湖北东南到湖南东北的尧家林类型以及江汉平原的石家河

①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① 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 年 10 月 1 日。

类型。

石家河文化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当于远古时代三苗集团的活动区域。《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之波阳湖，衡山当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里所说的衡山，郝懿行认为它是指河南省西南部的雉衡山。文山虽不知为现今的哪一座山，但据其方位不外是洞庭、波阳之间偏南的某山。这个范围正是石家河文化分布的范围，所以石家河文化很可能就是三苗族系的文化。三苗在历史上与华夏族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舜、禹均曾与三亩打过仗。而石家河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不少文化因素相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总上所说，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吴、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所以说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而这几个民族文化区在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