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品、工艺品、图画文字

这时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和贫富的分化，一些较富的人普遍讲究装饰，尤以氏族贵族为最。这在墓葬中看得很清楚。大型墓葬中不但其它随葬品多， 装饰品也特别多，质地、造型都很讲究；中等墓装饰品甚少，小墓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品。

装饰品质地多为玉器，也有一些石器、骨器、牙器和陶器。后者主要是陶环，那大概是较穷的人用的。玉器中最普遍的是璜，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和崧泽文化等遗存中都能见到。其次是手镯和指环，再次是珠、管、坠饰和玦等，形态各异。主要是装饰头部、颈部和胸部，还有腰部和手腕。有些地方用骨管和骨珠，大汶口文化的一些较大的墓中常于人骨头部置牙约发器。但是除仰韶文化外，其它地方很少发现骨笄，那大概与当地披发文身的习俗有关。

工艺品的种类有很多。有一些富有者的墓中，往往有一些做工精细的玉质、象牙和骨料制做的工艺品。例如大汶口文化中就有玲珑剔透的象牙雕筒、象牙梳等。斧钺的柄端往往套一骨筒，上面刻着轮箍形花纹，有的还镶嵌绿松石。有些玉牌饰不但穿孔，而且还刻出一些花纹（图 3—16）。

图 3—16 大汶口文化的工艺品（泰安大汶口出土） 1.象牙梳；2—4.6.象牙雕筒；5.象牙环。

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有一些做成动物形状，如胶县三里河的犬尊、豕尊、长岛北庄的凫尊，大汶口的兽尊，还有龟形和鸟形尊等。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在陶鬶的基础上改造的，有些则看不出同其它器物有什么联系。这些器物一般在头部加意塑造，形象逼真生动。其它部位则根据实际情况稍稍改变形状。它同时又是一个水器或温器，便于加热和液体的倒出。是一种艺术和实用相结合的产品。商周青铜器中的许多禽兽形牺尊，应该是承袭大汶口文化的陶牺尊发展起来的。

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以及薛家岗三期文化都有许多陶球。空心，内装若干豌豆大小的陶丸，摇之发出响声，当是儿童玩具或乐器。陶球上有许多圆形镂孔，孔与孔间常用篦点纹、锥刺纹或划纹相连，构成非常美丽的图案。个别陶球上有画彩色图案的。

屈家岭文化的纺轮中，有一种形体较薄较轻者，呈米黄色，上画各种彩纹，谓之彩陶纺轮。彩纹多用深红色，也有用黑色的。图案母题富于变化， 大致有重圈纹、旋涡纹、交错平行线、爪形纹、格子纹、麻点纹、太极纹、弧形纹等。画面有的浑然一体，有的等分为二分、三分、四分或五分，十分美丽。

图画文字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也有一些，均刻于大口陶尊上，也有刻在玉器上的。这种陶尊一般为夹砂陶， 灰色或红褐色，胎壁甚厚，近底部越来越厚，表面往往饰斜篮纹。图画文字一般刻于陶尊上腹部近口处，非常醒目；个别也有刻在近底部的。大多数一器一字，个别有刻两字的。

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主要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共十二器十四字， 莒县大朱村四器四字，诸城前寨一器一字。总计有十六器（或残片）十八字①。

这些图画文字可归纳为七种。其中五种为单体字，两种有单体，又有复体（图 3—17）。而不论单体、复体，在形态上又还有不少变化。现简述如下：

图 3—17 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

（莒县陵阳河出土）

A、基本图形为一圆圈下加一附带图样，因附带图样之不同又可分为三式：

AI、圆圈下加一新月形，如陵阳河 M7 所出大口尊残片上的图形： AⅡ、圆圈下加一似新月形，唯凹边中部凸起，如陵阳河采集的一件陶尊

上即有此图形； AⅢ、圆圈下似两个飘带左右飘起，如陵阳河采集的大口尊残片上的图

①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 405 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 物》1983 年第 11 期。

形。

A′是 A 种图形的复体或繁体，一般在 A 种图形下加一五峰山形。亦可分为二式：

A′I、为人 AI 下加一弧底的五峰山形或火形，如大朱村 H1 所出大口尊上的图形；

A′Ⅱ、为 AⅡ下加平底的五峰山形或火形，如陵阳河采集的大口尊上的图形，诸城前寨大口尊残器上亦有平底五峰山形，但上部图形仅剩右边半个新月，全形应与 A′Ⅱ近似。

A 种图形的圆圈，一般认为是日的象形，下方附加部分有的认为是火， 有的认为是朝霞，故被释为灵或旦。但 AⅢ的两根飘带既不象火，也不象朝霞。且三种图形判然有别，恐不能均释为某一个字。A′种图形是 A 的复体化。其下方图形一般被释为山，但象 A′I 为弧底，两边小尖斜出，完全不象山峰， 似亦不能不加区别地都释为山。我们只能说 A 及其复体化的 A′为一个有联系的图形体系，如果说是图画文字，应该是互有联系的五个字，而非一个字的五种写法。

B、为一斜置的四凹边的长方形，位置在大口陶尊的近底部，是大汶口文化图画文字中唯一不刻划在陶尊上腹近口部的。标本有三，一为陵阳河采集， 二出于陵阳河十九号墓，三出自大朱村二十六号墓，三者形体完全相同。凌阳河采集的那件陶尊的上腹近口处还有一短柄臿形的图画文字。四凹边的长方形所象何物不易断定，仅知在甲骨文和全文中有类似的图形，用作人名或族名。

C、为一钺的全形，钺为长方形、穿孔，与大汶口文化所出玉锁和石钺形状相同。此图形有一柄，全长约为钺长的两倍半稍多，全形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钺字近似。仅陵阳河采集一件陶尊上有此字，同器另一面与此字对称的地方还有一短柄臿形的图画文字。

D、为一锛的全形，锛的刃部为偏锋，柄端套一圆形，似为骨筒。此字多释为斤，仅陵阳河采集一件。

E、为短柄臿形，臿上的圆圈可能代表铲起的土块。细分有两式：

EI、柄端略宽，呈双凹形，雷上有五个圆圈。陵阳河采集一件，与 B 种图画文字同出一器。又大朱村采集的一件几乎全同，唯柄端已残；

EⅡ、柄端略尖，全柄如圭形，臿上有七个圆圈。仅陵阳河采集一件，与C 种图画文字同出一器。

F、全形似双层筒形帽，帽顶垂挂两串珠饰。李学勤先生认为是一种不加羽饰的冠，近是。仅大朱村十六号墓出土一例。

F′、应为 F 的复体，呈一带羽饰的冠形。冠体部分也是双层筒形，唯下筒较上筒为大，与 F 相反。帽筒两边有羽饰。李学勤认为此或许就是原始的皇。《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注：“皇，冕属，画羽饰焉。” 此字有二，一出陵阳河十七号墓，另一出同地十一号墓填土，略残。

G、象一房子顶上栽一树，此或是古代的社主。《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此种以树木为社主的风俗起源甚古，大汶口文化中有这种图形，或许表明是这种风俗的一个来源。标本见于陵阳河二十五号墓。

上述图画文字中有一些是涂朱的，如 E、F 各种；有些则不涂朱，如 A、C 等各种。凡涂朱者必先将地子抹平。有些地子抹平而未见涂朱痕迹者，究

竟本来就没有涂朱，还是涂过朱以后被无意擦掉了，难以断定。

关于这些图画文字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已是文字，有的认为尚不是文字。主张已是文字的又有尚属初步发展和已属比较进步的文字之别；主张不是文字的也有程度不同。有的认为只是原始记事范畴的符号或图形体系；有的认为与后来汉字形成有很大关系，是一种原始文字，原始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符号。从现有全部资料来分析，后一种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象，如 C 钺、D 锛和 E 臿的轮廓都很逼真，但并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选某种器物如陶大口尊，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划方法来做。况且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所象事物难以确定，其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它是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文字也是一种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与非文字符号的区别，不仅是信息载荷量极大，而且是以记录语言为特征的，是语言的符号化。非文字的符号则不能担负这一职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已能记录和传递语言，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单个的图形，无法表达完整的句予，而语言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

任何文字的起源都应有一个过程。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合体字就不是一字一音。再早一些，很可能是纳西族的东巴文那样一字数音。九个点可以念成“九粒沙子”，九个椭圆圈可以读成“九个鸡蛋”，不是单有一个“九”的数目字再加表事物性质的字如沙子、鸡蛋等。事实上这种字在表达语言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经师代代相传才能念得出来。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在造字方法上似乎同东巴文更为接近，因此它应该是接近早期文字而尚非正式文字的一种图画文字。

我们在估计这种图画文字的意义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它已形成一个图形体系，其中包括多种形体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符号，应能记录较复杂的事情，其表达能力应远远超过结绳、刻槽或树叶信之类的记号系统；

第二，这种图画文字不仅见于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也见于诸城前寨， 说明已有一定的流通范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北阴阳营二号灰坑中也曾出上一件大口尊，上腹近口部有一个 F′的图形。该坑同出细颈鬶和盆等，年代正好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诸文化早期相当。更有进者，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十九节大玉琮，上刻 AⅡ图形及一斜三角纹，该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①；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着弗利尔本人 1919 年在上海收购据说出自浙江的一批玉器，其中有一个玉镯上刻与大汶口文化 AⅡ一样的图画文字和另一个鸟形符号：另一个玉壁上刻一鸟站立在一个阶梯状台子上，下面也刻一个 AI 形图画文字，只是圆圈中加云纹，新月形中加一道线。两件玉器当属良渚文化早期，即与北阴阳营二号灰坑同时。由于这几个图画文字的发现，知道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有密切关系，其图画文字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也是能够认识的；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 年第 2 期。

第三，由于良渚文化玉器上也刻着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样的图画文字， 可见那种图画文字不一定只刻在陶尊上，很可能还用在别的场合，比如木板或什么别的东西上。由于那些东西是有机质的，我们现在已难以发现。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也不能排除有若干图画文字在一起连用的可能；

第四，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中，有一些与甲骨文和商周全文的形状和造字方法都很相近。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许多族徽往往保留古老的形态，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更为相近。现在我们知道类似的图画文字不但大汶口文化晚期有，良渚文化早期和屈家岭文化晚期也有。有理由相信，这些图画文字应是后来形成古汉字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