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前段时期

红山文化这一名称的提出始于 1955 年①，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红

山后遗址的发掘工作则早在 1935 年就开始进行了②，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东北地区是最多的，因此，这个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较高。红山文化所延续的时间可与本书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对应。红山文化的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学文化和居民的分布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种：红山文化（指红山文化前段。本节中几提及红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说明者，均同此理解）、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图 4—4）。

图 4—4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分布图

●红山文化前段分市区 ●赵宝沟文化分布区

●富河文化分布区

●新乐文化分布区

●上宅文化分布区

有关此时的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区，赵宝沟文化则大体分布在由滦河、西拉木伦河和医巫闾山组成的包围圈之内，显然，它和红山文化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有一个不小的共同分布面。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共同分布区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邻对峙。比如兴隆洼一号遗址的 B 区即是一处红山文化村落，这个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废弃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时间当比这更早，距此村落 500 米的对面山坡上是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它的废弃时间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时①。象这样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邻而居的现象，不外乎出于以下两种解释：一是两种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时间上互有交错，你来我往，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村落所存在的时间虽同属一个大的阶段，但它们各自从开始形成到废弃的过程并不很长，二者在时间经历上甚至本无重合的部分，只是留下的遗物不足以反映这短暂的时间变化，而给今人

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 年第 10

期。

② 这类石器多以燧石等坚硬石料制成，从石核上产生石片和对成品的加工常用间接打制和压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细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图四（该图比例尺米数标错，应分别为 0、0．5 和 1 米），《考古》1935 年第 10 期。

以两者同时并存的“错觉”；二是上述两种村落确曾有过一个平行发展、相邻并存的阶段。从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两种村落的数量来考虑，后一种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促使红山文化和赵室沟文化的先民采取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此时的西拉木伦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那里，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错分布的区域，但这块区域的面积目前尚不清楚。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发现范围分别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西南和东南相邻，前者目前只见于平谷、三河两县的泃河流域：后者只知在沈阳及其附近的地区。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至今除吉、长地区以外，尚无确定的发现。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东以西的辽东半岛一带。

考古学文化特征、阶段的划分和文化渊源红山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陶器群，此时它的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泥质陶亦占相当比重。夹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状压印纹，除延续兴隆洼文化那种直线或弧线状的之字纹外，还出现了一种弧度很大的之字纹，三、四道平行线为一组的划纹也有一定数量，素面陶很少。弧壁筒形罐是该陶系主要器类，其上之字纹或横压竖排，或竖压横排，两种兼施者为数也很多，罐底多见席印纹，其他器类有斜口器等。泥质陶最常见的是红或灰陶的敛口钵，有相当一部分口沿外表烧成一圈桔红色，习称“红顶钵”，钵多为素面，少数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图案基本上是用直线条组成的几何形纹，使用弧线绘彩的现象极少，彩色以红为主，此外，还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

红山文化包含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之字纹有很多接近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行与行之间往往有些重叠，不够规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见一周楔点、泥钉或短泥条等装饰；斜口器口下无鋬：钵仅素面一种。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新出现一种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横压竖排的之字纹趋于图案化，十分规整，行与行之间常均匀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开始贴一圈细而薄的附加堆纹：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侧器窒较早期低矮，并出现凹弧：钵类中新见红顶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为新出现的器类。这一期的年代当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

红山文化的之字纹系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筒形罐也应是本地区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续：但泥质陶的出现，尤其是晚期红顶钵和彩陶钵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来自西南方面后岗一期文化的强烈影响。

赵宝沟文化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汉旗的赵宝沟②、小山③和河北省迁安县安新庄①，该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夹砂陶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黄褐；尚有少量泥质陶，表皮或灰或黑。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盛行压印或划成的几何纹和压印之字纹，还有少量

② 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1 期。

③ 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① 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 年。

动物纹，几何纹数量最多，且花纹繁缛，结构复杂。器类有属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钵，属内凹底器的椭圆底罐、尊形器和器盖（个别椭圆底罐和尊形器为平底），属圈足器的圈足钵和圈足圆腹罐等。赵宝沟文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的几何纹较为散漫而缺乏一定

之规，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压、划直线的不定组合：器类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钵和圈足钵。此时大体相当于上述较半坡文化略早的阶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前段。第二期的几何纹已很发达，但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小，整个器表图案往往给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类增加了椭圆底罐和圈足圆腹罐；筒形罐中新见个体较大者，敞口钵中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红顶钵。此期约当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第三期几何纹斜向纹痕与横截陶器之平面间所夹锐角的角度较大，器表图案明晰易识；器类方面又新出现尊形器和器盖。年代约与半坡文化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后段②（图4—5）。

图 4—5 赵宝沟文化陶器1．尊形器；2．椭圆底罐；3．圈足钵；4．之字纹筒形罐；5．盂；

红顶钵；7．圆腹圈足罐。（2．3．7．为第二期陶器，出自赵宝沟遗址；余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遗址。）

约以努鲁儿虎山为界，赵宝沟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其中努鲁儿虎山以南至辽西走廊一带的赵宝沟文化所产生的时间可能较早；而在其北面的该文化尚未见到早于第二期的资料。南部赵宝沟文化最早的遗存中有与当地兴隆洼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兴隆洼文化应是赵宝沟文化的来源之一。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区域，前者的夹砂陶陶质以及某些之字纹纹样都和后者十分接近，这是两种文化的先民长期交流的结果。在赵宝沟文化周围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乐文化中，都能见到赵宝沟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后者对它们的影响。

富河文化迄今所发掘过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有富河沟门①、南杨家营子①等。其陶器都是夹砂陶：压印之字纹为主要纹饰，大多是横压竖排，以篦齿状工具压印成的篦点之字纹别有特色，许多筒形罐口沿外贴有一周附加堆纹：器类仅有筒形罐、钵和斜口器，简形罐占绝对多数。兴隆洼文化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通体施横压竖排之字纹的筒形罐，因此，兴隆洼文化的一些成份应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渊源。至于目前发现的富河文化的年代，当在赵宝沟文化第三期之时。

上宅文化经发掘的有北京平谷县上宅②、北埝头③和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① 三处遗址。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陶和少量的泥质陶，有些夹砂陶同时还夹杂

② 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1938 年。

①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鲁图试析》，《考古》，1990 年第 4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37 年第 6 期。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4。

① 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 年第 4 期。

滑石粉。大多数陶器著有纹饰，主要是刮抹条纹和之字纹。器类以筒形罐最为常见，其次是各种钵类，有平底钵和圈足钵，两者中又都有弧壁敛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还有一些是红顶钵。上宅文化目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分别与红山文化早、晚两期相当，红顶钵的出现是这一文化较晚阶段的标志物。以北埝头 F5∶1 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纹筒形罐①为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延续物。但抹刮条纹的大量存在，则表明该文化主体内容并非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也许这个主体内容的渊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游一带而尚未得到揭示。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钵类与东面的赵室沟文化有关。

新乐文化目前只有沈阳市新乐遗址经过一定规模的发掘②。其陶器主要是砂质陶，器表常见规整均匀的竖压横排之字纹或弦纹，前者较多。除少量鼓腹罐、圈足钵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类只有弧壁筒形罐一种。该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坟很象是兴隆洼文化第三期的继承者，由此可知兴隆洼文化对该文化的形成曾有过影响，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钵则是同赵宝沟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后的产物。不过，占器类多数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当比重的弦纹，足以说明构成该文化主体部分的因素应另有来源。新乐文化的年代约与赵宝沟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当。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识别出来③，而经过发掘的该文化遗址目前只有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一处④。该文化陶器有夹砂陶与夹蚌陶两类陶质，素面陶和有纹饰的各占一半，最常见的纹饰是之字纹，器类只有筒形罐和钵。筒形罐上之字纹往往分两部分，靠上边的是刻划而成的横划竖排之字纹，在这以下的主体纹饰为竖压横排的压印之字纹，这种纹饰风格与红山、赵宝沟和新乐文化均有共同之处，反映此时长春一带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联系是较强的。对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区的阶梯状纹带、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时已不见或少见，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与兴隆洼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部分发展的继续。当然，除融合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该文化也显示了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相关联的一面。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发现较多，经发掘过的主要有：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大长山岛的上马石①，东沟县的后洼②、大岗③。该文化陶器特征是：均为夹砂陶，其中大多数含滑石粉。器表多具纹饰，压印纹多于刻划纹，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状、席状、网状和横线或由这四种纹饰构成的组合图案，后者中常见的有网状、横线、横线中加短竖线以及着干平行线为一组组成的错向三角纹。器类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许多在口下安有两个对称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 年第

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9 年第 8 期。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 年第 8 期。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盂各庄遗址》，《考古》1988 年第 5 期。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五：1，《文物》1989 年第

8 期。

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批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85 年第 2 期。

的小耳，此外，还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钵、杯、勺等。相当数量压印之字纹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层文化接受了来自辽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影响。

上述情况说明，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它的南部不仅文化面貌多种多样，而且组成一种文化的因素也往往来自多方面。如从较大的范围看，作为新乐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纹即来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表明在这一时期或稍前阶段，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广阔的东北平原，和那里的土著居民一起创建薪的生活。而目前所见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址大体处在与东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区，因此在那里见到的之字纹等因素也应是上述东北地区西南部的先民东迁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见，此时在东北相当广的地区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跃，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础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

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此时的村落大致处在两种地貌环境中，一种是在山地之间，属此种环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顶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赵宝沟和小山遗址是；另一种位于山地与平原间过渡地带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见较大的河流，如错河旁的北埝头、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赵宝沟文化的赵宝沟遗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沟门遗址都是由若干排房址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头遗址中，若干房址组成一群，整个村落含有若干个房址群的现象也十分明显①，这些房址群与房址组成的排，应是同一布局构想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房址——房址群（或由房址组成的排）——整个村落的三级结构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

这时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建筑，除上宅文化北埝头的房址为椭圆形以外，其余各文化最常见到的房址仍是方形或圆角方形。东北地区西南部常见的房址面积多在 20—30 平方米左右，这可看作是在经济、自然等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内，一个家庭通常所占有的面积。

反映这时房屋结构进步水平的主要是对草拌泥的应用和壁柱的设置。此时许多房址内都能见到坍下的草拌泥残块，有的草拌泥还带有贴敷在木质物件上的印痕，在富河沟门一些房址中所见这种草拌泥上的印痕则明显是木柱的痕迹。这些现象说明以木为骨，其上敷草拌泥的木骨泥墙或木骨泥顶，至迟在这一时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东北地区西南部的房屋建筑上。

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尚有相当数量的房址在紧靠地穴穴壁内侧栽埋木柱（发掘所见多为柱坑，有的坑中尚留有朽木痕迹），这种做法在以前的兴隆洼文化中是没有的。这些壁柱有的被埋于四壁内侧，有的只见于一侧壁，其排列都比较均匀，间距多在 0.6—1 米左右。壁柱的设置大约有以下几种用途：在地穴以上筑墙时，这些壁柱可起到泥墙之“木骨”的作用；同时，这些“木骨”也用来挡护穴壁，以防坍塌。从前面提到的壁柱密度来考虑，此时的壁拄当兼有“墙骨”和“护壁”这两种功能。当然，这些壁柱或其中一部分还可充作承托屋顶的立柱。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半地穴房址内壁柱的设置，主要是出于筑墙、护壁和支撑屋顶的需要。

另外，此时东北地区西南部相当部分的房址已设置了门道，表明在出入口的安排上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

当然，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房址存在着差别，各考古学文化在房屋建筑上也无不显现出自身特点。

① 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图二，《吉林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

赵宝沟文化的房址平面多为方形，少数是长方形，面积一般在 20 平方米左右。赵宝沟和小山的房址有一定差别。赵宝沟的房址通常在居住面中部附近挖成一方形灶坑，坑内多留有白色灰烬。保存较好的三座房址均为方形，居住面都由一步阶梯分成上、下两部分，二者高差约 0．1—0．2 米，灶坑挖在上居住面，每座房址都有用来立柱的四个柱坑，一般均以灶为中心作对称布局，上、下居住面各有两个，柱坑间距基本相等，在下居住面与灶址相对的穴壁中间均有一个较深的窖穴。这三座房址面积都超过一般房址，其中最大的 F9 为 100 平方米左右，该房址柱坑较大且深，最大的柱坑直径为 0．5 米，深达 0．52 米，为使立柱稳固，柱坑底部都经夯打②。小山发现的两座房址都是长方形，房址中部附近有一个圆形浅坑，浅坑内有筒形罐或陶片，可能是灶址。两座房址有大小之别，较大的一座编号 F2，其面积约 33 平方米，屋内留有鸟兽图尊形陶器和刻划人首的斧形石器等特殊人物身份的标志物

（详后），可推测这座房址应为该村落一处具有中心性质的场所。

富河沟门的富河文化房址，系顺山坡倾斜之势而建，背山的一面穴壁较高。房址多数是方形，少数是圆形，面积通常在 20 平方米左右。房址中部均有一方形灶坑，有的灶坑四壁还置立石板加以挡护。一些屋内尚有挖窖的现象。最大的一座房址边长约 6 米，在背山一面的穴壁内侧有七个间距较为均匀的柱坑，这是仅在一侧穴壁设置壁柱的实例。发掘者由这种壁柱的位置特点推测房屋顶部可能是依山势而呈一面坡的型式，这样便于流水。有的圆形房址在靠穴壁一周布有六个柱坑，发掘者推测这种房屋的屋顶可能与现在的蒙古包类似③。

北埝头上宅文化房址为不规则椭圆形。极少数在靠近一侧的穴壁处有几个柱坑。灶址情况不详，而在房址中部附近普遍有一或两个埋在地面下的陶罐，罐内有灰、炭等物，可能是保存火种的容器①。孟各庄的上宅文化房址为方形，保存较好的一座边长约 4．5 米，贴四壁均等地埋置十六根壁柱。居住面中央有一个 0．2 平方米的灶台，台高仅 5 厘米，台旁有保存火种的陶钵。在南壁略偏一侧没有宽 0．7 米的斜坡门道②。

目前发现的新乐文化房址都是圆角长方形，中部有圆形浅灶坑。编号为F2 的房址面积最大，达 95 平方米，由于被焚烧，屋内留有许多炭化残木柱，粗者直径 20 厘米，细者 10 厘米左右。该房址周壁有三十四个间距为 0．8—

1 米的壁柱，这些壁柱除四隅外，大部分没有柱坑，而是挤入穴壁，立于地

面。在距四壁约 1 米的地方，基本上按等距埋没一周共十一根粗大的立柱，在这一周立柱以内还有六根立柱，被埋在灶址周围。柱坑有深有浅，深者约1 米左右，浅的只有 25—30 厘米，在较浅的柱坑底部常垫有石片，使得立柱更加坚实，这样多少可以弥补柱坑浅而稳固性较差的缺陷。这座房址面积很大，其屋顶肯定也十分厚重，故用如此之多的木柱支撑，可知房屋四壁和屋顶都十分结实、牢靠，反映了一种较高规格的建筑形式，而和一般房址那种简单的结构形成显著差别①，很可能这是村落公用场所，或同时兼作首领居住

②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

① 丹东布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 年第 1 期。

②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 年第 4 期。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二，《文物》1989 年第 8 期。

之处，系全村中心性建筑（图 4—6）。

生产经济至迟在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农业生产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上述新乐 F2 这个大房址中，发现有成堆的炭化谷物，这些谷物尚未脱粒，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近似①。该房址还出有五套配置有序的磨盘与磨棒，系用于脱粒的工具。但同时该房址还发现榛子壳等野生植物果实的核、壳，而个别磨盘的一端也有敲砸硬果留下的小圆窝①。因此，这些磨盘、磨棒也可能被用

图 4—6 新乐遗址 F2 平、剖面

（除灶以外的圆圈均为柱坑或立置木柱的痕迹）

于加工采集来的植物果实。不过，象新乐 F2 出土的这种具有统一规格且加工精致的磨盘和磨棒，理应被视作主要是加工种植农业产品的工具，尽管它们还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实的功能。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都发现相当数量的磨盘、磨棒。磨盘一般作圆角长方形，形体扁薄、规整；磨棒横剖面呈半圆或半个椭圆状，两端宽窄、厚薄均等，在经常与磨盘接触的一面留有与磨棒长轴方向垂直的磨擦痕。小山 F2 有两套磨盘、磨棒,出土时有一件磨棒横置在磨盘上，另一件则紧靠在另一个磨盘旁边，两件磨棒的长分别为 31 和 18．5 厘米，和它们一起的磨盘之宽分别是 29 和 19 厘米。可见，这里的磨盘、磨棒与新乐 F2 的一样，也是配套有序的。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三种文化的农业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有关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还可从以下现象中得到了解。

与兴隆洼文化时期不同，此时许多遗址都出有长且宽的大型磨制石斧，如上宅遗址 TO406(5)：1 这件石斧，长 21、顶宽 7．2、刃宽 8．7、厚 3．6 厘米。孟各庄和小山则都有一种两侧磨平的大型石斧，均以坚硬的玢岩制成，这种斧大都在中部残断，系砍伐较粗树木时常遇到的现象。上述这些大型石斧的功能之一，当是原始居民进行火耕农业时用之来砍倒树木。

在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中，还常见一种鞋底状正尖刃石器，其刃部有与石器长轴平行的磨擦痕，可知是挖或刨土的工具。赵宝沟发现的这种石器，石质不太坚硬，长和宽分别在 11—16 和 6—13 厘米之间，厚一般有 1．4 厘米，顶部都打出一个缺口，可便于插入木柄（图 4—7）。如象石铲那样用来挖土，则这种石器上窄下宽的体态及其尖刃就显得有些不适，因此，它应是象现在的镢头（或称“锄”）那样被用作刨土的工具（其安柄方式系选用带折钩的木柄，将石器顶部插入折钩中）②。这种石器目前尚无统一的命名，就其功能而言，暂可称作“石锄”。石锄的存在，说明人们砍光烧尽树木杂草后，用它来刨开土壤，以埋植谷种，可见已经脱离了那种只将谷种撒在地表的农业阶段，而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大型石斧和石锄较为普遍的发现，当说明这种有所进步的原始农作，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

此时的收获工具，所见只有新乐 F2 的三件石刀。均作直背弧刃，宽在 4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

1988 年第 1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三，《文物》1989 年第 8 期。

—5 厘米左右，厚为 0．3—0．5 厘米，应是绑在手上割谷穗用的“铚”。看来，其时收获方式是只割取谷穗。至于类似的石刀未见于其它遗址，或许是还流行其它非石质收割工具而不易保存，致使难于发现的缘故。

此外，象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所见兽骨的数量都明显少于兴隆洼文化，甚至用动物骨骼为原料的制骨业也不如过去兴盛，上宅文化的骨器迄今只在孟各庄遗址见到一件骨镞。凡此，都说明狩猎活动已大为减少，这与农业的初步发展是相适应的。

原始农业的经营，通常与一定规模的集体劳作相联系。在对集体劳动而得到的产物进行分配时，该集体内也就会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某种分配形式。如前述新乐 F2 和小山 F3 都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房址的居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成堆的谷物和多套磨盘、磨棒均出于这些房屋而不见于同一遗址经过发掘的其它房屋，或许说明谷物是在全村或低于村落一级的中心处经脱壳后分配给各个家庭的。由此可知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确实包含着大量的集体劳动。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此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当已出现了一些主营种植农业的村落。毋庸赘言，即使在这样的村落中，采集和狩猎仍不失为重要的谋生手段，象出土于新乐 F2 的榛子壳和浆果果核，小山遗址中的胡桃楸，都是原始居民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例证。至于新乐遗址所出石镞和见于许多遗址的兽骨，则说明狩猎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诚然，在上述农业发达的地区，甚至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原始居民的生产经济也多少存在着差别。迄今见到的上宅文化遗址都在泃河或其支流的河岸附近，这些河流在六七千年前的河水流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足可使众多的淡水鱼类在此生存。其东面的滦河具有根宽的河床，当时河水流量无疑更为可观，属于南部赵宝沟文化的安新庄遗址就座落在这条河的下游，渔业资源之丰富可想而知。上述这些遗址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或陶质的网坠，说明原始居民确曾在这些河流中拉网捕鱼。尤其是安新庄遗址，所见网坠之多，种类之繁（最主要的是一种在椭圆形扁平砾石两端各打出一系绳之缺口的打制石网坠，上宅文化遗址所见亦多属此型），足以使人们相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节，捕捞水产是那里的原始居民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来源。主要分布在山地之间的红山文化和北部赵宝沟文化，那里缺乏较大的河流或河床，遗址所在附近的水源多是泉水和溪流，除作为生活用水外，只能从中获取小而少量的鱼类。因此，在那里的大部分地区不宜撒网捕捞，这就是在这些遗址中未曾发现网坠的原因。而采集和狩猎所占比重则可能超过以上的地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东北诸考古学文化原始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不仅缺乏能够确认为种植农业的工具，而且遗存大量鹿骨等动物遗骸的现象，还反映它和以前的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状况无太大差别，即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位于广鹿岛、大长山岛的小珠山一期文化遗址的堆积中往往有大量贝壳，还出土石质的鱼网网坠，因此，捕捞海洋生物可能是那里的居民一项主要的生业，而农业所占比重尚不很明显。

总之，红山文化前段时期的东北地区正处于农业初步发展的阶段，种植农业的有无，或其比重之大小及发展程度各地有别，人们借以谋生的手段也有种种差异。总的来看，与华北地区毗邻的上宅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农业发展水平较高，这说明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向东北方向的迁徙或其农

业技术的传播，可能是促成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初步发展的主要动因。至于东北其它地区，大致可分为东北平原和其周围地带这两种情况，前者如新乐文化所显示的那样，农业已有所发展，辽河下游一带经营农业的水平还可能接近于上述红山、赵宝沟文化；后者多属山区或高原，恐怕多数地方与富河文化类似，仍处在以渔猎和采集谋生的阶段，即使对农业有所经营，其水平大概也只相当于萌芽状态。

手工业技术此时的手工业，主要仍是制石、制骨和制陶。

除富河文化以外，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磨制石器都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明显增多。如在石器的种类上，除仍有前一时期就已出现的石斧、石凿和不详用途的饼形器外，又增加了石锄、石锛、石刀、石矛和石镞等新的器类。石斧因不同用途的需要而被制成多种型式，从体积大小着眼，基本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最常见的一种长在 12—16 厘米左右，可谓中型斧③；前面提到

的砍伐较粗树木的石斧长多在 20 厘米以上，可称大型斧①：另有一种长多在

8 厘米以下的窄顶宽刃石斧，应是小型斧②。上宅、赵宝沟、新乐三种文化的磨制石器基本上都是通体磨光的，这一点与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有些相似，而红山文化的石斧往往仅在刃部的两面采用磨光加工，器体其它部分则保留遍布琢痕的粗糙面，这种做法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地区的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岩石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根据不同用途之需要选用合适的石料来制做各类磨制石器。比如，大型斧系用于砍伐较大树木的专用工具，因此，多以玢岩等坚硬的石料制成。但石质愈是坚硬，给采石、加工带来的难度也就愈大，所以，用来砍伐小树和去掉枝叉或只是用于修整木材的中型斧和小型斧，就常常选用那些硬度稍差而较易于加工的石料，例如，此时常见以片麻岩这种硬度较低的石质制成的小型斧。

磨制石器在做成前需将打出的石坯先进行琢制加工，故而磨制石器的流行也反映了琢制技术的普遍运用。此时只琢不磨的工具主要是磨盘和磨棒，当然，有些磨盘的周边甚至底部也经过磨制加工而显得更为规整。赵宝沟文化的磨盘一般采用细粒凝灰岩等含气孔较多的石质制成，这种石料因石质较松散而便于加工，但上宅文化迄今所见磨盘均采用坚硬的石料制成。如孟各庄遗址采∶22，呈圆角长方形，底部两端翘起，侧视如舟状，周身琢制，石质坚硬，这件磨盘的宽和厚分别为 24 和 6．5 厘米，长达 52．5 厘米。仅靠石质工具在这种坚硬的石块上遍体凿琢，最终制成如此之大且形制规整的磨盘，如果没有比兴隆洼文化时期进步得多的制石技术，则是难以想见的。

钻孔术尽管在石质工具中很少见到，但其它石制品中这类例证却较多，主要是两面对钻。钻孔外径不足 1 厘米的石制品常可见到，如新乐 F2 出土的厚度（亦即钻孔之深度）为 1．1 厘米的石珠，其钻孔外径却只有 0．6 厘米③；钻孔孔径最小的是北埝头的一件坠饰 F2∶22，厚 0．3，钻孔直径只有 0．2 厘米①。小山 F2(2):10 是一件精美的斧形石器，其上缚木柄用的穿孔是此时见到的唯一一个施用单向管钻术的实例，钻孔起点的一面孔径略大于另一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图三，《考古》1983 期。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二，《考古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②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③ 同上。

① 现在东北地区也有与此类似的铁质工具，主要是在山地中使用。

面，为 0．7 厘米，孔深 2．2 厘米，孔内壁可见施钻时留下的细密的螺旋纹痕①。这件石器的质料系坚硬的凝灰碎质岩，将 2．2 厘米厚的坚硬石材从一个方向钻透，孔径不超过 0．7 厘米，这不仅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比较罕见的。

此时的制石业，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细石器小石片的加工。这种小石片在旧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而后一直兴盛不衰，发展到此时，至少在赵宝沟文化和新乐文化的一些地区，制做小石片的工艺已逐渐集中为少数人掌握。如小山 F2 和新乐 F2 都有这种小石片的集中出土处。小山 F2 有两处，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数量多的一处与石片在一起的还有剥离石片后残留的锥状石核，和在剥离石片过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时产生的石片屑，以及一个可能是制作石片时充当石砧的大石块，显然，这是一处制作石片的场所。这些小石片与兴隆洼文化中的没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复合工具上的“刀刃”，这样多的石片当可做成大量复合工具，毫无疑问，这里应是小山遗址整个村落制作石片的一个中心，这些石片或被用来做成的复合工具，大约是为同这座房屋有着某种关系的居民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说，在小山遗址已存在一部分专门制做石片的劳动者。类似这种专项的劳动分工，无疑有利于制石技术的提高。因此，这是制石手工业的一大进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复合工具，各文化时有发现，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遗址出土一件“石梗”，即 T0607(5)：40，系这类复合工具中的特殊者。这件石梗石质较软，在一侧边开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长 7．4、宽 1．2 厘米，刀刃是一个长、宽各为 5 和 1 厘米的石片①。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胶类物质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胶的技能，则应在比兴隆洼文化还早的时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属于此时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发现。其种类尚少，迄今所知有属工具类的小型锛形或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还有玉珠等装饰品，象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两类玉器都仅见于 F2，说明在新乐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质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艺的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发展，只是在狩猎占经济生活比重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里，所发现的骨制品种类较多一些。

制陶术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进。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致使陶质变得坚硬。陶胎也都比较薄，基本不见兴隆洼文化时那种厚壁厚底的陶器。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泥质陶，其中红山文化的泥质陶比重居诸文化之首。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或泥条盘筑。对形制较为复杂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领部、弧壁的腹部和一个假圈足，再将它们两两捏合在一起，领与腹接缝处常见到一周戳压纹，系将这两部分提合在一起时留下的遗痕，见于上宅、赵宝沟和新乐文化的圈足钵，也是将分别制成的钵身与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发现陶器外表有绳纹或篮纹等拍印纹饰的例子，也未见陶拍或陶垫等拍打或压磨的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图五：1，《考古》

1988 年第 1 期。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文物》1989 年第 8 期。

具，因此，还很难说此时是否已采用了与黄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为紧实的拍打等方法。

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此时制陶工艺的提高，还表现为陶器种类的增加。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椭圆形底等多种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见于前一时期的新内容。

红山、赵宝沟和上宅文化的泥质红陶或灰陶钵，颜色十分纯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质地脆硬，应该是窑烧的结果，反映此时这些文化的居民已开始建造专门的陶窑来烧制陶器。红顶钵的出现，则说明这种钵在窑内是几个深在一起烧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时可能出现了专门制陶的陶工，这从后面将提到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纹工艺中是不难认识到的。

诚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见缀合孔，可知此时经修补再用的陶器还有一定数量，从而反映出制陶业发展水平的有限性。但到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此种现象逐渐减少了。

能说明此时纺织术情况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只是了解到陶纺轮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还是用陶器残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茎、杆、叶进行编织应是一项十分普遍的手工劳动。许多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后曾置于编织物上以待晾干，致使罐底常可留下类似席子的印痕，从这些印痕来看，编织物之经、纬多呈十字交叉状。

综上所述，此时的手工业技术比前一时期有了显著发展，但各个部门发展程度不很一致。从总的方面来看，比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显得有些落后，靠近华北的东北地区西南部手工业水平较高，东北的其它地区则略逊一筹。

艺术、宗教和社会的发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现其艺术思想的一块重要园地。在谈到东北地区此时陶器纹饰上的艺术成就时，应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几何纹视为其突出的代表者。这些几何纹均以片状工具压印或刻划而成，图案结构比较复杂。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若干组斜绕陶器外表的折线构成的主体纹饰：另一种是二方连续的几组折线图案单元。赵宝沟文化第三期的几何纹最为规整，所表现的图案极富美感，是这种几何纹陶器群中发展得最充分，工艺水平最成熟的代表作。以小山 F1(2)：4 这件器盖为例：先施两条平行回归线横绕器盖外表一周——条在接近口沿的外表，另一条在盖体与捉手的接合处，于这两条线之间施四道等分器外表的斜线，再施四组等分器表的斜向回折线分别与这四道斜线相交，最后在这些线条构成的多个框框内，选择其中一部分框框，填满细密的通线。其结果是，俯视器表，呈等分的四组阴阳相错的“5”状图案——相对的两组内容一致，或皆填线，或皆无填线：而相邻的两组恰恰是有无填线的区别。再以 F1②：18 盂为例：在器表上下各施一道横绕器壁的回归线，再于这两道线内施二方连续的六组几何纹图案单元。这六个图案单元恰好等分器表，各组图案内容相同，均为双股印痕（内填蓖点）构成的菱格与交叉斜线的组合纹饰，这六组图案又由六个填蓖点的小菱格将它们分别隔开。F1②:4 器盖代表赵宝沟文化几何纹的第一种类型，F1②:18 盂则是第二种类型的典型物（图 4—8）。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图案，都反映其制作者已十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等分这一概念。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图案有序而显复杂，寓静于动的风格特征及其充满想像

图 4—8 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力的巧妙设计和精湛的施纹技艺，于此可略见一斑②。

除日用陶器上的纹饰艺术外，上述小山 F2 和新乐 F2 这两个大而特殊的房屋还出土了罕见于一般遗迹的精美艺术品。小山 F2 所见这类艺术品有两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 F2②：10 那个斧形石器。这件石器长、宽、厚分别为18．2、5．5 和 2．4 厘米。称它作斧形石器，是因为它外形和石斧完全一样，但刃部却十分钝厚，且无磨擦痕等使用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实用之斧。为制作这件特殊石器，石匠专门选用了中间有一大块红色的坚硬石料，通体精磨，极富光泽。由于是凝灰碎质岩，整个石器呈灰色杂黑斑，中间的红色色块宛如镶嵌在灰色之中。偏顶部一侧有管钻孔，而在略近中部处尚可看出与斧形器长轴方向垂直的安柄痕迹，此痕迹的一边与钻孔相切，当通过钻孔穿绳将木柄与斧形器系牢。说明这件石器真实用途的是在其顶端附近一面刻划的人头，人头系正视形象，线条简单，只有面部轮廓和用短线表示的目、鼻、口①。若使人头正视，则必须保持斧形石器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状态，据此可知，这件斧形器应是常被其主人高举着的“斧杖”，系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高上权力的标志物（图 4—9）。另一件是小山 F2②：30 鸟兽图尊形陶器，这件尊形器的形体是同类陶器中最规整的，制作工艺也最为精致，尤其是满施于器腹的鸟兽纹，堪称赵宝沟文化陶器的杰作。纹饰的主体内容是鹿、猪、鸟三个动物的侧视图像。动物轮廓线内多以网格纹为充填

图 4—9 小山 F2 的刻划人首斧形石器

纹饰。鹿有茸角，猪具长吻和獠牙，鸟则画出长喙和顶冠，重点表现的是三个动物的头部形象，此外，肢、翅尚易辨识，体躯部分则都十分抽象，多画成流线或蜷曲纹而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鹿和猎作奔驰状，鸟亦呈振翅之态。这幅作品的令人称绝处在于对这三个动物的画面安排上。猪被画在鹿之前方，但它的部分身躯已为鹿头遮掩，这就多少在人们视觉中留下了两者并行驱进的印象。而鸟的位置离它们都比较远，大体上说，鹿、猪居尊形器腹部一侧，鸟位于相对的另一侧②。鹿纹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屡见不鲜的动物纹饰，在这里当是作为该文化先民的主要象征出现的，猪至少可理解为红山文化部分原始居民的象征，鸟则很可能代表了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相邻的一些先民群体。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先民此时于西拉术伦河以南的地区并存发展，甚或两种文化的村落集团经常相邻而居，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比较亲密，尊形器上的鹿、猪并行可解释成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而这个区域以外的其他先民集团，虽与赵宝沟文化先民发生过接触、交流，但在后者看来，与他们的关系要比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关系疏远得多，因此，陶工在设计画面时，将象征他们的鸟安排在远离鹿、猪的位置③。当然，这未必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旗小山遗址》图一六：2，《考古》1987 年第 6 期。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五：2，《考古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图一二：18，《文物》1989 年第 8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七，《考古》1987 年第 6

期。

是整个图案的全部含义，不过，通过这件作品对当时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周围的原始居民中那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和动荡的局面，则是可以有所了解的（图4—10）。

图 4—1O 小山 F2 的鸟兽图尊形器

新乐 F2 发现有十二个石珠和一个玉珠，外观均呈圆柱状，珠孔多为两面对钻而成。石珠最长者为 1.1 厘米，最宽的 1.25 厘米，玉珠比石珠大些，长、宽各为 1．4 和 1.6 厘米，遗憾的是，还不能肯定它究竟是作为装饰品的项链中的串珠，还是具有另外一些用途的珠子。出于同一房址的鸟形木雕系这一时期罕见的木质艺术品，其长度约有 40 厘米。鸟形构造十分抽象，只有喙与眼略可辨认，其它部位多卷曲缠绕，鸟的尾部延伸成本柄，其长度约占整个木雕的三分之二，木柄尾端渐细，可能曾插在某件物体上，由此看来，这件木雕所体现的鸟很可能是曾被人们供奉的神物①。把它理解为新乐文化部分先民崇奉的对象，该不致有误，而这部分先民与小山那件尊形器上的鸟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古时候，掌握宗教权力者，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实施着一定的职权。如恩格斯在谈到希腊氏族社会的“英雄时代”时就指出，巴赛勒斯同时具有“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这三种职能①。小山 F2 和新乐 F2 已如前述应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居民的首领之居所，而上述出在这两座房址中的特殊艺术品几乎都具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可见，居于小山和新乐这两个村落而司类似首领之职的人物，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主持着公共的宗教活动。

能说明此时原始宗教情况的，还有上宅遗址及其出土遗物和富河沟门所见到的卜骨。上宅遗址位于泃河旁一处开阔的台地，事实上，其全部遗存均在这台地的一道天然沟内，没有关于周围存在该文化遗址的介绍，因此，这是一处特殊的遗迹，从中看不出与当时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和日常起居生活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沟内遗物中除含有大量日用陶器外，还以一些做成动物形象的陶、石制品称奇。如 T0606(4)：6 是一件类似陶支脚的镂空陶器，外形近圆台状，平顶，内空，在器壁上开有四个等分器周的长豁口，顶部捏出鸟喙，喙之后方按有商个凹坑以表示双民顶与器壁外表满饰羽状或交叉状刻划纹。此器残高 21．8 厘米，被认为是祭祀用的特殊器物；其余动物形象的工艺品则都比较小，一般不超过 5 厘米，如石羊头、陶羊头、陶猪头和陶蚕等。而其中一些石制品又都具有一个用作拴绳的穿孔，可知它们是挂在人身某个部位的装饰物，属此类的什有石龟、石猴和乌形石饰，均采用黑色石料制成。石龟做出隆起的背部、凸出的头都和四肢，头部前端还刻出嘴形，穿孔位于颈部附近；石猴（T1(5)：1）的头部表现突出，有眼、眉、耳、鼻、嘴，但头下仅有蝉形躯体而未刻出四肢；鸟形石饰（T1(5)：2）略呈三棱锥状，做出一道鸡冠形凸棱，凸棱下钻有一孔，除可拴绳外，孔两端还分别是左、右眼的标志，双耳凸出于头后中。这处遗址的特殊性以及上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

① 北京布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三：10，《文物》1989 年第 8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七：13 和图一三：6；图八：3 和图一三：5，《考古》，1987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豪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图一七和图版壹：2，《考古》1987 年第 6 期。

艺术品之存在，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人们用来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的场所，恐怕就是为求得大自然的庇佑和关照而行类似“祈年”之礼的地方。

富河沟门遗址发现一些卜骨，均系鹿的肩胛骨，无钻凿，仅在肩肿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当时人们根据灼烤后在肩胛骨另一面产生的裂纹，即所谓兆痕来判断所占卜之事将出现的结果。此系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至于当时是否已出现专行占卜的巫师，则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如前所述，小山 F2 和新乐 F2 都是具有类似村落首领身份的人物的居所。从这些房址出土遗物看，谷物脱粒和复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从而反映这些类似首领者还实行着分配粮食和控制部分制石业的权力。象小山 F2 的斧杖和尊形器，新乐 F2 的玉、石珠和鸟形木雕，这些虽然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物，但同时也都是珍贵的工艺品，毫无疑问，这些工艺品系由类似首领的人物享有。看来，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在公共经济和宗教事务上掌握着相当可观的职权，而且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囿于目前资料所限，尚不能较全面地揭示当时东北地区西南和中南部的社会发展状况，但个别村落成员经疥地位较高这一事实至少暗示了此时的社会较上一时期已发生了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