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强权政治相抗衡

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中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邓小平关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张， 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

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流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想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中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好的时候，要注意思想上、政治上不模糊应有的界限；关系紧张的时候，又要注意斗争分寸。只要“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第二，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坏，更不允许以这种异同来作为干涉别国事务、侵犯别国领土和主权的借口。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国际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是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的发展已把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推到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强调国家利益，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话和合作，以和平和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口号，开拓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方针，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增强活力，扩大影响。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国家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与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淡化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国家间的正常往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要求。而后者是故意模糊国际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别，以便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此，如前所述，邓小平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就是中国在

世界范围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绝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人，但是我们自身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确定不移的。

第三，强调自身发展的意义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战略，是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提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各国共产党应组织各国无产者联合被压迫民族建立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是对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由于他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以致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对外政策思想。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 革命不能输出，各国革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来完成。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二者的“统一”和“结合”，他认为，坚持国际主义， 必须首先搞好本国革命。因为一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搞好本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贡献。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他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首先，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那么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由于自身条件的决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对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都是一个发展。

其次，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7 年 4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要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制度。如果中国实现了三步发展战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从中国的角度看，真正证实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再次，可以加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曾坦率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名不符实，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要使自己发展。” “中国自己不发达，能够在国际上起的作用就有限。”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流，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本质，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思想，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方针的重要基础。

总之，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既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 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掀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