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国的国际战略操作是一门“艺术”

国际战略理论，不是用于自我标榜的宣传品。它既是一个国家长时期里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形象标志。它应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可操作性，在当代，只能由一整套分工合理、灵活机敏的机制加以保证。

（一）必须广泛宣传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各项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思想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应大力宣传这一划时代的、全新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在我们连对国内宣传做得都很不够，我们有一些阐述或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或辅导教材，很少甚至根本不提邓小平的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国际上最有力的宣传莫过于中国的外交行为，但是舆论工具也不可缺少。动用舆论工具必须结合实例，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关于中国领土台湾、西藏等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 通常都是美国的一些人挑起事端，中国进行自卫。对于参与这些事端的人和国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是诚心同中国作对，有些是跟着跑，有些是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我们动用舆论进行自卫也必须有理、有力、有节。这一条可以说普遍适用。即使对于那些诚心挑起事端的人或国家，也要讲策略。如果事情涉及中国重大或较重大的合理利益，那就只能针锋相对，分毫不让，但只要事情无伤于中国的筋骨，就让他们叫去好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表明， 他们介入中国内政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对外宣传就会是强有力的。

（二）理论必须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理论只有成为行为准则才有意义。

我认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略布局和目标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实现，都离不开对动态发展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中国的全面应变能力的增长这两个根本条件。为了使两者相互适应，就必须使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深入人心，在各个涉外领域里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具有这个“国际”或“世界”意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意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外交工作极其重要。但是认为国际战略的运作仅仅限于外交机构或涉外人员，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 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同国外打交道的不可能只局限于职业涉外人员。各级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直至普通居民，都有大量机会同国外人士交往。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全民素质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决策以及职业涉外人员的努力成果，完全可能被冲销或大大减色。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既融人世界，又不被世界“吞没”。

1995—1996 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就是中国外交贯彻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还会照此模式行事下去。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当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和平社会主义”国际战略，但是这个“和平”不是一味退让妥协，一旦事情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中国是坚持原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绝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三）强化智囊库作用，完善运作机制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际战略运作机制的突出薄弱环节是智囊库网络和系列不健全，不发达，特别是高级智囊库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底子薄。在闭关锁国时期，对智囊库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2.而现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还处于形成之中。3.研究人员流失现象严重。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提强化智囊库作用，就可能被误解为要另起炉灶，扩充人员编制，重建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或网络。不是的。这主要指的是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问题，是个机制转换、体制改革问题，是要求调整并加强各研究机构（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对中央的服务功能。要服务得好，就必须人员精干，覆盖问题面广，反应灵活。最根本的是要进行系统研究，随时反应，并且应提倡“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对应方案”，供中央决策层选择最有利、最合适的方案。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中央职能部门之外）基本上还处于“自由选题”状态，形不成高水平的、足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有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