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结论

80 年代,随着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殖民体系瓦解后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在 80 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深刻指出了国际形势这一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结论;十四大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外部条件),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中,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战略转变。

(一)两大主题提出的主客观依据

8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格局出现由两

① 《人民日报)1970 年 5 月 21 日。

② 《王稼详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4、445 页。

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1984 年 5 月 17 日,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①5 月 25 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的谈话中,邓小平又重复论证上述观点,井用“和平”二字概括第一个问题①。10 月 31 日,在与缅甸总统谈话时,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②1985 年 3 月 4 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直到 1992 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党和邓小平在判断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主要是从国情和世情两个方面, 得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的。主观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能够立足于时代反思以往,用务实、冷静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的新变化,摈弃以“世界革命”干扰外交的观念, 对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观点。同时,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提出必须创造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就是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客观上,党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全局进行战略性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大趋势,列宁关于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变。但必须看到,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中的阶段性特点。第二,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世界人民面临的战略任务的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却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三, 依据对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变化的分析,即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强调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第四,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分布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分析。世界和平力量的空前发展和壮大,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前景广阔。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两大主题的基本思想内容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二者不可分割。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核心问题。

  1. 世界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两大主题互相联系,共同影响着人类前途。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28 日。

②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96、105 页。

首先,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其次,和平与发展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军事战略态势的均衡。再次,争取和平与发展,规定着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内容。

  1. 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0

    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邓小平据此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①由于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对比,认为制约战争爆发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③通过对当今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剖析和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估量,邓小平明确肯定:“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 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①“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②。“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苏东剧变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否已经改变,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否荡然无存,邓小平认为没有。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因此,我们仍须冷静观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并对不同形式、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保持应有警惕。

  2. 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国际战略及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

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①“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②。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通过南北对话,推动世界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1 日。

②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127 页。

① 《人民日报》1988 年 5 月 16 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3、127 页。

① 《人民日报》1988 年 12 月 3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

各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保持长期和平。这里“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改变目前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要通过南北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南北关系; 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 1989 年 9 月 19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现在不仅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①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好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合上述,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到 80 年代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邓小平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审时度势,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从而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总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了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性调整,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第一,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转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而更加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第二,从过去“一条线”、“两角争”,联合美、日、欧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转变为不和任何大国结盟,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更加突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概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时代主题判断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外交战略思想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① 《人民日报》1989 年 9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