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后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及其曲折

总体而言，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基本沿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阶段性的特点。由于战后①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加上各国共产党人主观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致使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战略构想，但也得出了某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教训深刻。

（一）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的威胁， 60 年代以来党和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估计，越来越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对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的争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称霸受到阻碍。 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上升为另一超级大国。于是，美苏两霸相争成为世界局势动荡不宁的主要根源，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相当的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幅世界时局图。

战后帝国主义的依然存在和后来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的问题，一直为各国的政治家所瞩目。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更为关注，并提出自己的战争和平观。早在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曾认为：战后由于美苏两国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因此，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950 年 6 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突出强调

① 本文所用“战后”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的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此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不仅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因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发展壮大，而且突出强调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和平必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两手对两手，“和平为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之，此时党和毛泽东并未对世界战争的到来作出过急过快的估计，实践上更未提出具体要求。

进入 60 年代特别是 6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上主观指导上“左”的思想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新的世界大战曾一度认为“迫在眉睫”。 1965 年 7 月在拟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党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并从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编制规划。尤其是 1969 年 3 月苏军数次入侵珍宝岛地区的突发流血事件，更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苏军对我国的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爆发的“左”的估计。于是，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4 月 28 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再度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反侵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6 月间，林彪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为此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 10 月 17 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误断以及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在时间上预料过快，以致盲目地搞“山、散、洞”、“一线、二线、三线”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财物，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恶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在此思想背景下，全党执行了一条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仗的行动路线，只讲战争、革命，在事实上忽视了和平与发展，未能抓紧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因此，“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①。

（二）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党和毛泽东在坚决支持民族独立的革命解放运动时，又强调推进“世界革命”，并承担了过重的国际主义义务，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扰。

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形成一个新的阵营；而帝国主义的后院则频频告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凤起云涌。于是，人们认为帝国主义会从此一蹶不振，寿命难继，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日益逼近。出于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计，1961 年苏联《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 60 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9 页。

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70 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声明》中进一步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①上述提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大时代”的长期性、曲折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见，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生，不仅根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而且还根源于对人类社会当前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民族革命，这是现实的。但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中，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希图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摧毁帝国主义，以致犯了以世界革命观念干扰外交、以备战干扰正常经济建设的错误。不顾国力实际情况，承受在物质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违背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建设陷入困境，正在进行调整和恢复中进行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等同志在 1962 年上半年，多次谈到对国际问题和调整对外方针的不同意见，并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力图纠正党内在世界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对外援助方面的一些片面观点。提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①。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②，等等。上述建议是对“左”倾偏差的一种纠正，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并未被全党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