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中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中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中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①因而，“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 2、3 卷。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 年 4 月 1 日。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中国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 60 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 70 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中国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中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2.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3.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 4.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国进行小规模的“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中国的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①（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②。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争，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王稼祥早在 1962 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③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

① 1985 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

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 页。

②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③ 《王稼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0 页。

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成了 20 年来的“左”倾错误①。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 1957 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

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 1956 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的证据。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①。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 1967

年 8 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 1966 年和 1972

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 1966 年的主要印象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而至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性”）则占 100％①。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

造成我们主观上易于偏激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50 年代中

后期开始形成， 60 年代及以后表面化的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争。这个论争的焦点，主要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始终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者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 的观点，容易造成我们更强调“战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激烈争辩中的固

①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① 科林·麦克尔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4 页。

执己见，以至最后演化成为的严厉批判，则又加重了我们思维和言词的片面性。这表现在，当我们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时，却忽略和淡漠了对世界和平和全球性稳定的争取。当时的逻辑是，只要强调了“和平”，就是“妥协”、“右倾”，甚至是“修正主义”。这犹如一场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斗，没有退让软弱可言。正是在这种针锋相对、鼓角齐鸣之中，减弱和模糊了中国外交政策中本应充分强调的“和平” 性质。

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中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 年代中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展开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 1971 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 80 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 1982 年 8 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 30 年到 50 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那么就需要“再加 30 到 50 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 50 年到 70 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姿态。 1984 年 2 月 24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

的稳定。”①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 1984 年至 1985 年之间。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中国构成军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 70 年代、 80 年代的头

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②同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菜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中国对世界形势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中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