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对中日缔约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的出发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干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 70 年代初，世界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美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苏联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1974 年，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提出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三个世界”的战略，其核心是将苏联划人第一世界，使全世界清楚苏联是最主要的威胁。这一战略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的客观要求。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制定了遏制苏联扩张的“一条线”和“一大片” 的战略方针。

70 年代中期以后，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增强。苏联的战略武器大致与美国相当，常规武器已超出美国与西欧的总和，苏联加紧在非洲之角、红海口、加勒比、中东、印支等地区进行扩张，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苏联要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对苏联的扩张进行抵制。针对这种变化，邓小平提出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即联美反苏，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邓小平在 1977 年底至 1978 年的时间里会见来访的外宾时，反复谈到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步署，战争的危险在增长；但战争可以设法推迟，办法有三条：一是自己要有准备，二是破坏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三是不搞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绥靖主义。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了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战略，即：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和美国，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其目的在于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的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日本属于第二世界，是同西欧、美国一样需要联合的力量，是间接的同

① 参见《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的谈话》，1978 年 1 月 7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谈话》，1978 年 1 月 4 日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谈话》，1978 年 2 月 16 日；《邓小平会

见西德议员齐默尔曼的谈话》，1978 年 3 月 12 日；《邓小平会见挪威外交大臣弗吕登他的谈话》，1978

年 3 月 15 日。

盟军。中日缔结的核心内容为“反霸”，是将日本纳入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形成中、美、日、欧联合抗苏战略格局的重要一环。1978 年 7 月，邓小平告诉访华的美国客人：“目前的国际局势比几月前不同。埃塞俄比亚问题、扎伊尔问题、南也门问题、阿富汗问题、越南问题，不仅摆在中国面前，也摆在美国、欧洲、日本、亚洲、拉美和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认真对付‘北极熊’的一个重要步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一个重要步骤。”②

苏联对中日缔约十分敏感，千方百计地干扰中日缔约谈判的进行。苏联一方面，攻击中国搞“霸权主义”，指责中国“要把日本拉进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对日本进行“高压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企图阻止日本与中国缔约。

苏联对日采取的手段，一是在政治上进行恫吓，称如果日本同中国缔约，将采取“相应措施”，“不能袖手旁观”，“将不得不改变对日政策”等。二是加紧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在日本周围增强陆海空军实力，加速扩建军事基地，频频进行军事活动。三是通过实施二百海里渔业区、废除日苏渔业条约等手段，打击日本北洋渔业。四是撕毁 1973 年勃列日涅夫与田中达成的“两国悬案中包括北方四岛问题”的口头协议，称“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反说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复仇主义”。乘实施二百海里渔业区之机，企图强迫日本接受北方四岛为苏联的领海基线。五是发动强大宣传攻势，攻击日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成为“中国反苏战略的一角”等等。

苏联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日缔约是遏制霸权主义扩张的有力武器。

其次，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千秋大业。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从 1894 年到 1945 年的 51 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传统的联系和友谊遭到严重破坏，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幸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政府违背人民意愿，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敌视中国，使中日之间无法进行正常交往，两国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富于远见地主张，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即从增加两国人民交往，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和开展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进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由于中国坚持以这一正确的方针为指导，不懈地为发展中日关系而努力，因而，尽管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这些没有阻挡住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民间外交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中日关系的人士，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

在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的同时，中国还注意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时做争取工作。一方面，积极促进日本官方对华友好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日本政府的错误对华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反对恶化中日关系的

② 《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的谈话》，1978 年 7 月 9 日。

逆流。到了 60 年代，两国关系由民间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性质。“廖承志

——高碕达之助贸易”①的开始，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使两国间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进入 70 年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接近给日本造成很大冲击，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运动更加高涨，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周恩来抓住时机，积极推动愿为中日复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访华。1972 年 9 月 29 日，两国领导人经过谈判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宣告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

可以说，中日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构成了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的内在动力，其中中国的民间外交策略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而中日邦交的恢复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并增加了官方渠道，形成了官民并举的局面。

中日邦交恢复后，中日两国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把两国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如何巩固和发展业已建立起来的和平友好关系。一个非常现实而具体的任务，便是尽快缔结两国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个创举。在媾和条约一时难以签订的情况下，采用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这是史无前例的。就日本方面而言，这样做可以绕过国会，无须经其批准，这就减少了障碍，不延误有利时机。

但是，联合声明毕竟是两国政府间的政治性声明，要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必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再迈进一步，为两国关系奠定法律方面的基础，提供法律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交战国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应该是以缔结和约为标志。此外，从邦交恢复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中日缔约也是非常必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必须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2 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谈到发表联合声明时，在要不要在声明中写上“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谈判”一条的问题上，日方曾觉得“既然有了联合声明，就可以不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了”。对此，周恩来在举行第二轮首脑会谈时指出：“田中先生，这不单是为了你我友好下去，而是为了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①因为条约将规定保证两国和平友好相处下去的各项原则。

1978 年 6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访华代表团时，就有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告诉客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是众所周知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有一千多年，两国不友好的历史仅仅有半个多世纪，而且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都要向前看。”他还说：“中日两国人民休戚相关，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②这说明。中国对于中日缔约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当前，而主要在于未来；不仅为着两国现在的人民友好相处，更是为着两国的子孙后代友好下去。相对而言，月本某些政治家出于上时的某种考虑，或者碍于某种外来压力，在中日缔约问题上表示

① 又称“备忘录贸易”或“L·T 贸易”。1962 年 11 月 9 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根据 1962 年 9 月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关于扩大日中贸易的会谈的宗旨，签订了关于中日贸易的《备忘录》。

①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记实》，时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2 页。

② 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4 页。

出瞻前顾后、踌躇再三的特点。

再次，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是为中国的既定国策服务。除了前已提到的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之外，还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方面的考虑。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中央重申“全党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了中国的既定国策。当时的状况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现代化建设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也是非常必需的。中国领导人既对存在的困难十分清楚，也对实现“四化”充满信心。邓小平在 1978 年 5 月会见来访的外宾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

这就是说，利用世界上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进行国内建设的一个明确的方针。同样，它也是中国开展国际交往的一个明确的目标。

70 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日本向中国提供“四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是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日本资源贫乏，国内市场小，而中国则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日本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双方开展经贸往来，对两国都是必要的、有益的。1974 年，两国政府正式缔结了两国问第一个官方贸易协定，双方相互提供最惠贸易国待遇，并设立“贸易混合委员会”，作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促进机构。自此，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过去的民间和半官半民，发展到官民并举的新阶段。

但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到 1978 年，双方的贸

易总额也只有 48 亿多美元；②两国之间没有资金合作关系；技术贸易虽然起

步较早（始于 1963 年中国进口日本维尼龙成套设备），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贸易额较小，而且存在着日方在转让技术上比较保守、转让技术软件少硬件多、技术先进性不强等问题。

中日经贸往来之所以没有充分展开，固然有两国各自国内的原因以及国际上的影响，但就两国关系的角度而言，两国之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治总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经贸关系的发展，要求必须由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保障；稳固的政治关系则会为两国经贸往来开辟广阔的前景。

因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提；换句话说，中日缔约将会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从日本吸取支持“四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创造必要的条件。邓小平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上说，中日缔约“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1 页。

②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0 页。

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①还说，“中国现在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经验。我们愿意向伟大的日本人民学习”。②“我们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再加一倍至两倍”。①

这说明，中日缔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求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战略思考。联系到正是在中日缔约的 1978 年，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更能体会到这一思考的意义。

不仅如此，中日缔约，从而促进中日经贸等关系进一步发展，还将对别的发达国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产生影响，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辟更为广阔的资金、技术来源。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士曾问邓小平：“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干了？” 邓小平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