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小平在重新认识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基础上，总结以往外交实践的经验，对中国外交政策作了一些新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过去曾先后主张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70 年代后期，美国卡特政府对苏推行缓和政策遭到失败，使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入冷淡。同时，卡特调整了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趋热，最终达至中美建交。邓小平认为这一时期美苏争霸态势，仍然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苏攻美守，战争的主要危险在苏联，因而仍然坚持毛泽东联美遏苏，建立“一条线” 的国际战略思想。在与外宾谈话中，他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侧重反对苏霸，要组成范围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北极熊”。

进入 80 年代，中美苏战略关系有了明显变化。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美苏关系由缓和变为全面紧张。里根政府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增加军费开支，不允许苏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张，从而使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在某个点上取得攻势”。第二，中美关系出现曲折。里根政

府恢复杜勒斯主义，使中美之间矛盾上升，并突出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加强信任的问题。第三，中苏关系由全面紧张变为松动。由于中美关系倒退，勃列日涅夫又作出急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所以，中国以 1982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为契机，

倡仪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并于 1982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第一轮会谈。邓小平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一

条线”的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已不适应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了。为此，中国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8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为了推动国际缓和趋势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在 1988 年秋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这以后，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这一倡议。在谈论这一主张时，他始终强调三个基本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是邓小平这一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根本原则立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用以指导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的关系。它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兼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针对近年来少数西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强加于别国的行径，邓小平严正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第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共同要求。邓

小平认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因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新秩序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上，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又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保障。因此，要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

（三）把对外开放的外交方针确定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是主张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的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针未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实现。

在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面向全世界的。他指出，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外国智力和资金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步伐。

在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方针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第二，要使对外开放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统一。在对外开放中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第三，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也要有自己的独创，我们既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翻版”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