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战略全局角度考虑香港问题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大战略家。两位伟人都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处理任何问题都着眼全局，决不就事论事、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内经济建设全局出发，眼光远大，堪称外交战略的大手笔。

建国前后，中共领导人否认英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把收回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但新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己对香港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在收回对它的主权的实施步骤与方法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态度，采取了保持现状、长期打算的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正是通观外交战略全局、中英关系全局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全局后下的一着妙棋。

首先，保持香港的现状，可以利用和扩大英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努力克服冷战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的企图。英国很快承认新中国，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与英国企图促使中国与苏联拉开 9距离、利用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矛盾分歧的策略一样，毛泽东、周恩来也充分利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便分化西方阵营，保持中国在东西方阵营中的有利地位。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重要的一着，就是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中国反而主动。可以通过香港抓住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大拢。这样中国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可见，毛泽东制定的对港政策是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其次，保持香港的现状，避免了中英矛盾的激化。英国历来极其重视香

港，把维护自己在香港的统治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它

决定“不借一切代价保卫香港”。①五六十年代，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英国依然决心保住香港，甚至认为香港永远属于英帝国。1960 年 5 月 23 日，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途经香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香港地位问题时曾顽固他说：“香港地位并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②1967 年以后，英国决定从苏伊土运河以东地区撤退，将其防卫力量集中于欧洲和北大西洋，但对香港的政策维持不变，英国的大臣们仍然不断重申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权力的决心。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香港，必然导致中英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可以凭武力收回香港，但会使英国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新中国的死对头。维持香港现状，使这个本来会变成中英关系热点的问题平淡下来，避免了中英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为重建中英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再次，保持香港现状，充分利用它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0 年代到 60 年代未，中国在国际上遇到严重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同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无可替代。中国通过香港取得所需的西方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香港取得巨大的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建国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很大部分都是靠从香港取得的外汇弥补的。据估计，如果没有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中国外贸逆差将增加一倍。中国利用从对港贸易赚取的外汇，以供进口西方的机械、仪器、原料、科技乃至谷物。周恩来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大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①因此，采取搁置香港问题的政策，对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特殊阵地，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促进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香港的经济价值，而且利用这个自由港的特殊条件，做了许多在国内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通过它与未建交国家和地区发生多方面关系，包括同台湾进行联系。香港成了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成了中国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邓小平在处理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和实践的过程中，也是把它置于国际战略、祖国统一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考虑的。1980 年 1 月，邓小平提出 80 年代主要做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将香港问题与这三件大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香港问题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紧密相联。他要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来显示中国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热点。中国要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主权，又照顾英国的特殊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其他国家在港投资和贸易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共同点。“一国两制”

① 卡特伦：《中国与香港（1945—1967）），美国哈佛大学 1971 年博士论文，第 104 页。

②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2 页。

①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2、354 页。

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进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香港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相反更加重要了。邓小平非常重视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后来解释中国承诺香港现行制度在回归祖国后 50 年不变的根据时说，“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①可见，香港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多么重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邓小平是从中国统一这个全局出发，通盘构思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的。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回归祖国、保持现状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战略。1979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中国人考虑问题总是从整个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台湾回归与港澳回归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中国内政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中英、中葡两国关系。

邓小平虽然把台港澳问题统筹考虑，但并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台湾回归，一直被当作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香港问题排在第二位。因此，中国对台政策支配着对港澳的政策。同时，邓小平又实行“中间突破”，把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为顺利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先导和典范。他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说，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他告诉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1997 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有一个外国人间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他回答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方式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始终不作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①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更为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榜样。中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取得了意义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全局性战略胜利。

总之，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①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 页。

①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4、39，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