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问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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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105 页。

新中国 40 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 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一）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结盟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诸如 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似及在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谋求同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申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都影响到中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象。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

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前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中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

（1971 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 20 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

（二）关于“战略相处”关系

所谓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指人们基于某种战略需要，或从某种战略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作基础，也没有相互间必须承担的盟约义务，但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和危险时，会采取相配合的战略性姿态。

70 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对美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这代表了中国外交同大国建立战略相处关系的开端。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战略关系为“一条线”、“一大片”。即为了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主张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战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一大片”），共同遏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的苏联扩张主义。在实质上，这是一条“联合反霸”的统一战线。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联合反霸”的战略关系，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政策，对推进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甲。但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原来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态势和意义，中美间的战略关系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转折点，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和它所代表的对外形象，也需要重新予以厘定。

首先，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80 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一

定程度上的倒退。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四个错误的观念：1.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2.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却无求于中国；3.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4.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问题。显然，这些事件不能不极大地涉及到中国在战略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台湾问题无可争议，任何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妄图改变台湾政治地位

的作法，都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此，中国作出了强烈反应。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认为“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同时，邓小平对上述涉及中国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一一申明了坚定的立场：第一，中国愿意维护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但并非有求于美国，我们是从制止霸权主义，反对扩张的全球战略意义上着眼的。早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之初，中国政府就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缓和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也是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到北京来向毛主席讲的第一句话：‘我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来’。中国同美国打交道，发展贸易关系，但并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不坏。”邓小平严正指出，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就破坏了全球战略①。

其次，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更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本身落后，军事装备更不先进。但中国也有一点长处，中国不怕包围，有长期进行持久战的经验，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经验。中国地方大、人多。有“大块头”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中国人“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10 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也说明，中国不是“一块豆腐，拿指头一戳就垮了”，否则“为什么能够形成一条线” 呢②？这些强有力的申明，澄清了战略关系中一系列深刻的道理，为我们维护战略关系而又不受制于人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确立反霸战略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关系不应损害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剥削的不光彩历史。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怀有警惕、鄙视的心理是正常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处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关系时，对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常常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立战略关系的同时，不应轻视、缩小和疏远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二，进行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但对第三世界各国却不能“以苏划线”。显然，这两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适度，将直接涉及到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和形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当我们需要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时，就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当我们强调“三个世界”划分中

① 参见邓小平 1980 年 12 月 25 日同巴基斯坦外长夏希的谈话；1981 年 4 月 6 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② 参见《邓小平谈中苏战略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1980 年 6 月 3 日。

“制衡”的思想，更侧重于宣传联合反霸时，就容易忽略反映第三世界的要求；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苏联威胁增大而霸权主义确在进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时，就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来，这些问题都带有重要的“原则”性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政策策略的一些偏向进行了及时纠正。1982 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明地支持。 1982 年 4 月，中央提出，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不利的。上述这些论断不仅确立了我们在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关系中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已酝酿了对外战略方针上的一个重要转变。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明确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在实际上担当这个角色。的同时，也正式宣布，中国将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放弃使用“一条线”的战略策略，而真正将对外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无庸讳言，现存国际政治关系仍是一种持久和稳固的体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应过于意志化地追求某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而重要的是寻求作为主权国家同别国的和平共处，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权利。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昭示，邓小平曾赋予了它经典性的断语：“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历经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们今天更加成熟。这成熟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更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的形象长久地坚持下去。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