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主权不容讨论的原则

英国决策者在不断试探中方态度，了解和咨询各方面包括港人在内的看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策略。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决策人是邓小平，英国的最后拍板者则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以态度强硬、决策果断甚而颇带个人专断作风而著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103 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 年英文版，第 493、494 页。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她虽然征询下属的意见，但有自己的立场。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她像当年的丘吉尔一样，坚持强硬立场，要竭尽全力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爆发于 1982 年春的英阿马岛之战，典型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的这一特点。为了夺回这个居民不足一千人的群岛，英国出动舰船百艘，参战兵力达 3.5 万人，耗资 7 亿英镑，终于在 6 月 14 日迫使阿军宣布投降。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像对付阿根廷那样对待中国，但也决不会轻易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同意在 1997 年交回香港主权。她是“以好斗的、不合作的精神”处理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她决心把中英谈判当作一场硬仗，只有在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抵抗失利后，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①况且，她还自认为手中有几张可以同中国对手讨价还价的硬牌，比如所谓香港的“民意牌”，“信心牌”等。

1982 年 9 月 22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港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贸易部副次官格雷等陪同下，从日本抵达北京。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赵紫阳主要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会谈。英国首相用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首先阐述英国的立场。她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资金整个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未来香港管理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安排可行并能维持这块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们使英国国会感到满意，那时我们就将考虑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自认为她这番话可行和现实，因而具有说服力。资本主义的香港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和投资。她对赵紫阳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约束力的官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并且规定双方最初的官方谈判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她还始终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①撒切尔夫人这篇讲话软硬兼施，颇有先发制人的味道。既赞扬中英在香港的合作，表示“关注”中国的立场；同时又强调港人的信心和香港的繁荣全仗着英国的管治；并威胁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则香港必然崩溃。她抓住中国诚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大为利用，企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要做到这一条，最终得放弃主权原则。

中国总理坚决驳斥英国的错误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币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针对英国首相关于港人信心有赖于英国管治、如果宣布中国收回主权信心将丧失的论点，中国总理指出：如果非要在主权和繁荣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不客气，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总之，收回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为了保持繁荣而不收回主权或推迟收回主权。赵紫阳还重申，中国政府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

在与邓小平会谈之前，撒切尔夫人尚存一丝幻想。她认为邓小平是现实

① 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 1994 年英文版，第 174、175 页。

①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 年英文版，第 260、261 页。

主义者，正是他有效地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门，而且主张一国之中可以允许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存在。似乎可以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①

9 月 24 日上午 9 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 50 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见一开始，她就如前一天与赵紫阳会谈那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所以，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①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全面概括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 1997 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 1997 年的 15 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他强调，如果 1997 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中自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 15 年中和 15 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是香港人民、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不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他认为，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

①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 年英文版，第 261、262 页。

但是在程度上并不像一些人估计的那么大。

中国宣布 1997 年要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说：“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 15 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 15 年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希望从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混乱。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

商解决今后 15 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 15 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①

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这番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杀去一大半锐气，以至于会谈结束后仍然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②但是，她并没有被邓小平说服。相反，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了解太少。因此，她觉得“需要慢慢地、彻底地开导他们”，让中国领导人知道要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需要怎么办。这位首相还认为，虽然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③可见，撒切尔夫人并不服输，还要继续同邓小平较量。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抵抗了将近半年时间。而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英国政府必须先行承诺交还香港主权，才能真正进入谈判。因此，从 1982 年 9 月底到 1983 年 3 月初，中英双方实际没有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1983 年 1 月 28 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

论香港。与会者表示，这年 6 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①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香港总督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5 页。

② 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 1994 年英文版，第 179 页。

③ 参见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第 262 页：《人

民日报》1982 年 9 月 25 日。

①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 年英文版，第 488、489 页。

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 1983 年 3 月 5 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把中国拉回谈判桌上来。

月 7 日，撒切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赵紫阳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 3 月 9 日再次开会。在 3 月 9 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批准了柯利达拟出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 “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①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赵紫阳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交还香港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决定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柯利达大使 5 月份接到赵紫阳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

新的态度，同意 5 月底和 6 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

议正式谈判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 1997 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 6 月 22 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 97 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

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谈判日期要设限，以 1984 年 9 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里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 年 6 月底，中英两国代表就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约定

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第二，商

讨从现在开始至 1997 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①至此，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 10 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是 20 多轮所谓“第二阶段”谈判，即正式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