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应英方的试探，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新界”租期日益临近届满，从 70 年代中开始，人们尤其是香港的

投资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越来越关注。因为到了 1997 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回归祖国，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到了 70 年代末，香港的前途仍然不明朗，中外投资者更加持观望态度。地产业的投资受的影响最大。依照英国的法律，香港所有土地，都属于英国皇室所有。居民想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并支付一定的偿金，政府才按一定年限批给土地。由于“新界”是租借地，其土地的批给年限就要受租借期的脑制，一般是批到租借期届满前三天，即 1997 年 6

月 27 日为止。由于批地年限越来越短，而土地投资通常需要较长年限才能获益，所以中外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

批地收入是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投资者的观望心理和行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同时也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在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商讨之后，英国政府得出结论：“情况很清楚，由于批地租期日益缩短，香港政府无法批出跨越 1997 年的土地，很可能阻碍投资，损害人们的信心⋯⋯如果不采取

措施来缓解 1997 这个年限带来的不明朗性，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就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后果”。①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新界”租借届满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进而与中方谈判以达成协议，是解决 1997 年带来的不明朗性的唯一途径。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各种方法试探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

1978 年 12 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时，向港督发出了邀请。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在总督府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他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李强返京后，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麦理浩欣然应允。

1979 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试探中国。对 1997 问题态度的几种方案，以及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回答，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表示同意可以由英国在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如果中国 1979 或

1982 年宣布 1997 年收回香港，也许是最坏的事情；但最糟糕的局面，是中

国政府拒绝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在 1997 年甚至 1996 年突然宣布让英国人滚蛋。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是成功的，香港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国至少应该有条不紊地、光荣地撤出这块模范殖民地。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在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曾对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认为一旦得到否定性的回答并被公诸与众，后果将是“危险的”。当时的外交大臣戴维·欧文马上告诉麦理浩，他计划 4 月访问北京，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前途

问题，争取与中国达成让英国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协议，因此希望总督

① 英国政府 1984 年《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白皮书》。

对北京的访问能起某种探路的作用。然而，英国外交部最终下的指令是，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 1997 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

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麦理浩还询问，是否土地租约的 1997 年 6 月 27 日的到期日可以由“英国营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确定港督访华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万一邓小平否定英方的要求给香港带来严重后果。

1979 年 3 月 24 日，麦理浩离开香港，经广州于 26 日到达北京。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康世恩副总理、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麦理浩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

界为 99 年，将期满，英国希望中国 97 年以后继续租让。”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说：“中国要收回香港。”3 月 28 日晚，中方通知说，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

第二天上午 10 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①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申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也许 1997 年前收回，也许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说， 1997 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质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 1997 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办法。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他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 1997 这个截止期限。

邓小平对港督的再次挑战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0 页。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回到英国驻华使馆后，麦理浩看到来自伦敦的电报，送来不好的消息：工党在英国下院选举中受挫，外交大臣欧文取消 4 月份访问北京的原定计划。当天下午，麦理浩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黄华说，向邓小平提出土地租期问题是“不合适的”。总督则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中方应该给予明确回答。黄华外长说，邓小平的保证就足够了。晚上，麦理浩会见廖承志，没有获得新的信息。

3 月 30 日，麦理浩一行离京去西安、兰州。4 月 4 日，港督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6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或草拟协定，而是为了通过接触获得一个概括印象：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至于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副总理郑重其事地“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港督访问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 1979 年香港民用

楼字的平均价格上升幅度达到 67％， 1980 年又上升 30％。恒生指数 1979

—1980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979 年 6 月 13 日，英国下议院就麦理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工党议员马

丁询问，麦督访问北京时是否讨论过香港这个时代错误的产物， 1997 年是否归还中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回答时强调，香港并非时代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还说，麦理浩这次不是为谈判香港问题而访华，因为这并非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①

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这年秋天访问英国时，再次谈到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中国会考虑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北京对 1997 年后香港的现状能否保持的问题，立

场是“非常明确”的，租约虽然到 1997 年才告届满，但中国早已不再承认此项租约。10 月 28 日，华国锋偕同外交部长黄华等到达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华国锋在与撤切尔夫人举行的会谈中也提到香港前途问题，双方均同意维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11 月 2 日，黄华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关于香港的投资问题回答说，新界 1997 年到期，现在还有时间。中国的根本态度是：在将来解决新界问题时，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他还透露，昨天在中英双方的会谈中也涉及这个问题。双方同意就这个问题保持接触。①华国锋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井没有超出邓小平 3 月对麦理浩的承诺。

这年 12 月，黄华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仍然称邓小平 3 月作出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权威性表态”足矣。1980 年 5 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会晤邓小平和华国锋。他曾提出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讨论，但发现中国对此问题并不着急，更不将它当作迫切问题而列入优先处理及解决的议事日程之中。卡拉汉印象是，中国有许多内部重要问题比香港的前途更具有燃眉之急的意义，需要全力应付。 1980 年 8 月初，英国外交及联邦事

务大臣布雷克访问北京，又与华国锋和邓小平讨论了 1997 问题，井提及香港

①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6、147 页。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4 日。

政制改革及前途。但布雷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1981 年 3 月 10 日，港督麦理浩在伦敦会晤外交大臣卡林顿时说，英国新国籍法已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他促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新界租约问题，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洽的建议，不久即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

邓小平 4 月 3 日会见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告诉邓：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 年这个日于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 1997 年这个日于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经向黄华副总理提议过，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明显利益和重要立场。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他说，我在 1979 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说的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 10 亿人民。卡林顿表示：我可以澄清这一点，英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你所作的权威性的保证毫不怀疑。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仔细考虑香港难于捉摸的舆论。邓小平不愿继续探讨此问题，就坚决地回答道：“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外交大臣只得作罢，调转话题，同邓小平谈起中英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至此，尽管英方多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所得的信息仍然没有越出邓小平 1979 年 3 月与麦理洽谈话的范围。显然，从 1979 年至 1981 年间，中国政府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因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更为重大更加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内政方面如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等；外交方面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纠纷，开始中苏谈判等。只有在完全或部分解决这些关系中国前途命运或外交全局性问题之后，中国政府才可能腾出手来处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继续试探中国对待香港问题方针的新发展。

1982 年 1 月 4 日至 8 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姬鹏飞副总理和张灿明副外长等。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赵紫阳对艾金斯说，中国将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赵告诉掌玺大臣，中国打算与香港各界讨论香港问题，考虑港人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英国获得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态度后，立即决定当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慎重起见，英国政府又请邓小平的老朋友、前首相希思专程访问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1982 年 4 月 6 日，邓小平会见了老朋友。希思回顾了 1974 年 5 月毛泽东同他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 1997 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 1997 年只有 15

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道，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①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路线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希思提到如何维持香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对他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首相转达了邓小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