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鼓励港人增强治港信心

1984 年 4 月 20 日上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由北京赶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透露中英会谈的进展信息。他声明：“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告诉大家：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 1997 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

是不切实际的设想。”②也就是说，香港到 1997 年时肯定要回归中国。这一声明打碎了某些香港人希望将来仍由英国管治的幻想。因此，一些人指责英国“出卖”香港，听到这种指责后，杰弗里·豪立即驳斥说，有人认为英国“出卖”（香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还详细介绍了英方已接受中国领导人关于 1997 年后如何管理香港的构想，即“一国两制”，并准备赋予香港高

度的自治权。但在 1997 年以前的 13 年中，英国政府还负责香港的管治，维持它的繁荣和稳定。

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大局已定。但是，不少香港人对将来英国管治结束后，香港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国政府会不会信守诺言，归根结底，香港还能不能继续繁荣和稳定，十分担心和怀疑。5 月份，有几位香港知名人士发表题为《香港的前途》的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香港人“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还要求英国在 1997 年后还应在香港保留一定的地位。

针对一些香港人尤其是某些知名人士的悲观、怀疑心理和言行，邓小平亲自作了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建立起坚强的信心。

6 月 22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总商会主席唐骇千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他告诉香港客人，中国政府已多次讲过，收回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两个传统： 第一是不信邪，在世界的大风大浪面前稳如泰山，对什么样的风浪也不害怕； 第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因为，不必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只要政策对就不会变。①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6 月 23 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如莲和利国伟。钟士元是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他们想反映自己及其他港人中存在的一些疑虑，如中国未来的政策会不会变，英国人走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等问题。

邓小平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他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 500 万香港人的利益的”。他还有针对性他说，“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那个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67、68 页。

② 《人民日报》1984 年 4 月 21 日。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6 月 23 日；另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61 页。

‘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邓小平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针对他们提出对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的疑虑，邓小平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他还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最后对客人说，“到 1997 年还有 13 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①邓小平的谈话亲切倍至，论证非常严密，极富感染力，使原先执有偏见的香港人士也不得不为之所动。

1984 年 9 月 18 日，中英双方就会谈全部文本达成协议，并于 9 月 26 日进行草签。香港问题至此圆满解决。中英联合声明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誉。香港人民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普遍认为，协议内容“比许多人所期望的好得多”，全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