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

宫力

自从 1972 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已经提到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虽然因台湾问题，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服这一难题的诚意。 1973 年 2 月，尼克松曾派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 就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然而，正当尼克松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之时，一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极大地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束缚了尼克松的手脚，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实施，致使来自美国方面的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积极性逐步消失，从而加大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难度。这时，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对美谈判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

1974 年 4 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此时，处于发发可危地位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往日的魄力，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因为他不希望得罪国会中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保守派议员，这些议员曾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如此，尼克松为了避免招致那些亲台势力的攻击，还开始加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这包括美国有些快得异乎寻常地任命了一位高级外交官昂格尔去出任驻台北的新大使，而不是让那个大使馆由一名代办负责；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以及向台湾再次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显然，这些举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也没有使他的处境改善多少。到了 1974 年 8 月，尼克松不得不辞去美国总统之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早日合理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在其就职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虽然福特总统上任后一再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共和党在水门事件中大伤了元气，他所领导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地位，根本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

1974 年 10 月 21 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年 11 月，已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在乔冠华外长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是用最一般的词句谈到中美关系，但他强调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的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 1977 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① 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②邓小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只能是空手而回。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任务也只是为了“再次肯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事后双方发表了完全是礼节性的仅有四句话的公报，除了宣布福特总统将于 1975 年访华之外，什么具体的协议也没能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了僵局。

1977 年，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同年 6 月

30 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①为此，他决定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

1977 年 8 月 23 日，万斯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黄华举行正式会谈。万斯说：只要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非正式的接触得以继续，那么，总统就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

① 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

① 《参考消息》1977 年 7 月 2 日。

条约即将“终止”，①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退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万斯提出，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②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方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没有为中方所接受。黄华坚持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

8 月 24 日，中方决策人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一行。邓小平认为万斯所阐明的美国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他对万斯念了一段过去中美会谈的备忘录，指出基辛格曾承认美国欠了中国的债，并说正常化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邓小平还提到福特总统 1975 年访华时曾经说，在 1976 年选举之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来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认为，万斯提出的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接着，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帮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