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亭”与八旗制

盛京故宫院内大政殿东西两侧，依序排列着十座亭子，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十王亭”，或“八旗亭”。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皇宫大院内建这十座亭子呢？这与清朝的八旗制度有关，是依据努尔哈赤创建的军队组织而建造的。

八旗亭的来历，与军队建制有密切关系。公元 1615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及各部的战争中，首先把军队编成四个方面军，并以黄、红、白、蓝四种旗帜为标志加以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四旗。旗，满族称“固山”，它的基层组织是“牛录”，汉译意为“箭的主人”，来源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生产组织。女真人以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为主要生产手段，在狩猎时，每 10 人为一队，队中每人拿出一支箭交给射猎技艺最高、并有组织能力的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这个“牛录”的“额真”（主人）。努尔哈赤在创建军队时， 把每 300 人编成一个牛录，任命一人为“牛录额真”，来统辖这个牛录。每

5 个牛录（即 1500 人）为一个“甲喇”（汉译意为“队”），每支甲喇指派一人为“额真”，叫做“甲喇额真”。5 个甲喇（即 7500 人）再组成一个“固山”，这就是旗。旗的首领被称为“固山额真”。固山额真之下，还要设两个“梅勒额真”（即副主人），作为固山额真的助手。清入关以后，牛录额真改称为“牛录章京”，甲喇额真改称为“甲喇参领”，“固山额真”改称为“旗都统”，“梅勒额真”改称为“副都统”。这些制度表现在旗帜上， 凡是正旗（或叫整旗）均为四个角，呈正方形，彩绘龙纹、火焰；镶旗（也叫厢旗）均为五个角，其一边呈三角形，另一边呈方形。黄、蓝、白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清入关前，除了 1601 年建立满洲四旗（正旗）外，1615 年，又增建了四个镶旗；1635 年，又设立了蒙古八旗；1642 年，再添汉军八旗。以后，八旗中，又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三旗直接隶属于皇帝，地位较高。其余为下五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在行军作战时，又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组成；右翼以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组成。清统一全国后，又将八旗军队分为在京八旗（也叫京营）和驻防八旗（驻防在全国各要冲地带）。在京八旗又分郎卫和兵卫两大部分。郎卫的主要任务是侍卫皇帝，人员从地位较高的上三旗中挑选，由侍卫大臣统率，其中也包括虎枪营。兵卫由八旗都统直辖，主要是骁骑营；其他如前锋营、护军营、健锐营、火器营等，另置统领管辖。驻防八旗由各地的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除了八旗之外，把改编的明朝军队另置“绿旗营”，作为八旗之外的补充军队。

由于在作战中，八旗军队英勇顽强，屡建功勋，已经成为后金政权的强大支柱。所以，远在赫图阿拉时期，努尔哈赤凡遇军国大事，必于“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座”，共商大计。而八旗王贝勒，自然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充任。随着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汗位之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因“佐理国政”，权势日重，相互间的矛盾斗争更为激烈。在经历了两次立储失败后，1622 年（天命七年），努尔哈赤不得不重申维持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联合政体，并提出公推新汗的条件，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军事民主政体的思想。

在迁都沈阳后，为了便于商讨国家大事，在建筑办事“大衙门”的同时， 自然产生了伴随八旗制度的八旗王亭这种新设置，把八旗临时的帐篷加以固定化，这才盖了八旗亭。“八旗亭”的建筑形式，是后金统治政体的反映， 是权力的象征。

“八旗亭”（或“十王亭”），其最靠近大政殿向前略为突出的两座为左右翼王亭，其余八亭则按八旗旗序呈“八”字形排开。东侧为左翼王和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王亭；西侧为右翼王和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王亭。

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加强皇权，不断削弱八旗王贝勒的势力，将努尔哈赤时期作为议政大臣会议处所的“八旗亭”，变成了八旗各置办事和值班的处所。后来朝廷内又设立了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理藩二院，这样八旗王公贵族的势力再次被削弱， 于是“八旗亭”也就只是作为八旗值班官员听候传唤的处所。清入关后，不论京师或各大城邑，再未出现过这种建筑形制。因而，清初的皇宫大院内建八旗亭，就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