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课题

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一般包括五个方面，即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与文化景观。这种划分反映地理科学研究问题的独特观点。地理学研究任何地理现象总是首先着眼于它的空间分布，正如前面提到的，康德很早就注意到这点，并认为是地理的最主要的特征。这种观点意味着，地理学家要注意人和人所创造的景观的目前的空间分布与组合情况。在最原始时期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人住在什么地方？某种作物生长在什么地方？这个聚落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要了解地理现象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置和范围。为了研究其分布原因，首先是把这些地理现象填在地图上，这样就使分布现象形象地表现出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是发展的观点，这点对文化地理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任何人文现象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自然现象相比，它的变化是较快的，不但有其兴衰，而且还有其产生和灭绝。可以说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只是其现时刻在空间上的表现。例如，一种宗教总有一个起源的地点，然后向外扩散，形成一定的范围，可是其范围并不是固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扩大或缩小，甚至有的还遭到灭绝。所以，对任何人文现象如果不了解其在时间上的变化就无法理解其当前的地理的分布，更不用说预测将来的发展。因而，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地理学来说同样是重要的。第三是生态的观点，或称为综合的观点，即地理学家要了解地理现象的今天分布，不仅要了解其历史的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它的背景，及影响其分布变化的各种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既包括自然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人文方面的因素。这样文化区就是从地理的空间分布的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的体现。文化扩散是指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发展过程。文化生态学与文化综合作用就是研究文化分布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前者——文化生态学——研究自然环境诸因素与文化现象分布的相互关系；后者——文化综合作用——研究除自然环境诸因素以外的诸人文环境因素与文化现象分布的相互关系。文化景观实质上是有形的物质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表现，它既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又反映了各民族的独立的文化传统。以上虽然指出文化地理研究的各种主要课题与地理观点的联系，而在研究任何文化地理现象时又都脱离不开区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生态的观点的三种地理观点。

（一）文化区

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人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文化区一般分为两类，即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但也有人把乡土文化区作为第三类文化区的。

形式文化区。这是指具有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特征的人所分布的地理范围。例如，可把根据调查或收集资料标绘在地图上，绘出某种语言、某种宗教、或某种艺术在地图上分布的范围，在确定其具体的边界后，就成为某种文化特征的分布区。如世界的法语分布区、中国的伊斯兰教分布区、美国的爵士音乐分布区等等，都是以某一种文化特征作标志而划分出的文化区。但是，往往更普遍的是以多种相互关联的文化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文化区。如在北极圈附近靠渔猎为生的爱斯基摩人，由于居住地的长期分散，其彼此在文化上就有差异，但可根据语言、宗教、经济类型、社会组织、居住的形式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

另一种多文化特征的文化区的例子是，美国东部沿海由殖民时代而开始形成的三个传统文化区：即新英格兰区、沿大西洋岸中部区和南方区。这些文化区都是根据每个区在经济、方言、宗教和种族方面的差异而确定的。每个文化区都有一个核心，因此，其文化区就是从核心区开始，向外逐步扩散，最终占据了比原来大得多的地区。

位于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文化区，是在 1620 年，英国的一批虔诚的清教徒，由于不满安立甘教会的妥协，以及感到对君主政体抵抗无望，遂乘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现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矛斯，并开始在该地殖民。以后，不断来到此地的清教徒，以及不断向附近各地殖民，遂使殖民活动扩大到康涅狄格、罗德艾兰和新罕布什尔各州。由于这一带广布的是冰川作用形成的冰融地貌，土壤十分贫瘠，加上无霜期短，气温低，对作物生长不大合适。但由于地处海滨，鱼类丰富，山地满布森林，遂使殖民者转向渔业、伐木业以及制造业和商业。在其早期阶段，该地是清教徒所控制的神权统治地区，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新英格兰西南的费城和巴尔的摩之间是沿大西洋岸中部文化区的核心。在这里进行殖民的民族比新英格兰复杂得多，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以及中欧和北欧其他国家的人，这些移民大多是贫苦的农民。由于这里土地肥沃，又有经验丰富的欧洲农民，遂使这里成为重要的农业地带，也是后来成为中产阶级农场集中地区。由于移民来自中欧和北欧的新教地区，所以新教的各种派别，如教友派、路德宗、门诺派、长老派，以及德国与荷兰的其他一些改革派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代表。虽然移民在种族上与宗教信仰上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文化，所以一般称之为“熔炉”。于是美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文化都由这里开始向各地扩散。

美国东海岸的南部，即华盛顿城以南的地区，在这里进行殖民活动的多数是英国人。在密西西比河口及沿岸为法国人。由于这里气候炎热，雨水充足，多利用从非洲贩来的黑奴经营种植园，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其中有烟草、甘蔗，后来主要是棉花。由奴隶参加劳动的种植园形成土地贵族制度。在文化特点上不仅有英国成分，也具有法国及非洲的一些成分。

上述美国东部的三个文化区是由于移民来源不同、宗教不同以及与当地自然特征相结合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区。这些都对文化区以后的发展带来影响。这三个文化区的特征随着美国独立后不断的向西部扩展，也把这三种文化特征带到美国的中部和西部。

各文化特征在空间上都有一定分布区，但是却没有两种文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完全一致的形成的分布区，因此，一个地区是属于一个形式文化区，两个形式文化区，或是几个形式文化区，则主要取决于地理学家所确定的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地理学家在划分形式文化区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例如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宗教与语言上是不相同的，希腊人说希腊语，信东正教为主；而土耳其人说土耳其语，信伊斯兰教。如果根据语言和宗教划分区城，则可以把这两种人划分为两个形式文化区。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不仅在地理上相距很近，而且还由于历史上他们长期处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所以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宗教上都是一神教，家庭制度上都实行宗法制和大男子主义（Male Supremacy），甚至在饮食上都喜食醋渍烤羊肉串。因此，这两种人在这些方面又属于同一个形式文化区。

究竟将它们归属于一个，还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形式文化区，则完全看地理学家们在划分形式文化区时所选定的以哪一种文化特征为依据而异。当然，选择某种文化特征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往往要以研究的目的而定。因此，一个地区可以划分为多少个形式文化区，则以所确定的文化特征的标准为转移。

形式文化区，如根据某一文化特征而确定的，在文化区内总有一个核心，这里是该文化特征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在核心以外，其代表性特征往往随着与核心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直至最后消失。在消失的地方，可以说就是该形式文化区的边界。但实际上，这种减弱和消失过程大多是缓慢的和不明显的，通常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宽度的带，所以往往确定其边界并不容易。但也有明显的形式文化区边界的地方，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某种自然障碍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例如山脉和政治边界阻碍了两边人员来往与文化的交流，使某种文化特征到此就截然中断。但是，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是不断变化的，其边界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而且有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当其边界受某些因素影响，文化特征空间变化的因素消失以后，仍然可能保持原有的特征。例如欧洲中部地区，更确切地说，即现在易北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从罗马帝国以来就是东欧与西欧文化对比比较鲜明的地方，它反映在政治、法律、宗教、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有差别。尽管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过许多变化，特别是德国统一该地区以后，为消除这些文化差别作了些努力，但是这里仍然是东西欧文化的特征分界线的所在地。

对采取多种文化特征所确定的形式文化区来说，由于每种文化特征都有其分布区，只有其所选择的文化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呈重叠的地区才是所选择的这些多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因此，多种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比其中任何单一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要小。这种文化区的边界由于所涉及的特点比较多，确定边界通常比文化特征少的形式文化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其任意性就更大一些。多种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在各个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的重叠地区（即该多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以外的地区，即形成为其多文化特征形式文化区的边界区，因此，这种文化区比单一文化特征的形式文化区的边界要宽得多。

机能文化区。机能文化区的含义与形式文化区是完全不同的。形式文化区的形式是指作为划分文化区的文化特征在其分布区内是均匀的。与机能文化区相比，形式文化区不如它具体，可以说是抽象的。机能文化区的划分与形式文化区不同，它不是根据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而是根据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某种机能（或机制）而组织起来的地区。例如，一个城市，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选区，一个教区都是一个机能文化区。机能文化区都有一个节点，或中心点，它在机能上起着协调或指导作用。市政府，首都，选举区的投票点，教堂都是上述机能文化区的中心点。

机能文化区一般具有明显的边界和执行机能的机构。例如，一个农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其农场主所经营的所有的或租来的全部土地就是该文化区的范围。该农场的经营活动由其农场主主持，他把这块土地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明显的空间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其中心点就是农庄，它除了农民的家庭住房以外，还包括为农业活动而修建的各种设施，如仓库、工具棚和畜圈等。农场的边界有的则用栅栏、篱笆林带或灌木丛明显地标志出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机能文化区都有固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例如，一种报

纸的机能文化区，其中心点就是出报的工厂，它的边界就是该报纸的销售范围。按时印好的报纸通过运输系统分发到该城市及相邻的其他城市以及郊区和农村，甚至有的报纸通过长途运输工具或传真等办法在另一城市用纸型再次印刷发行。这样，该报纸的销售区在地图上确定其销售的地点比较容易，但划出范围就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则用矢号表示其流向是合适的。

机能文化区有的是彼此相互重叠的。仍以报刊为例。如有的报刊是全国性的，有的报刊则属于地方性的（如省的或市的），有的报刊服务的对象比较广泛，订阅的人中包括各种职业和兴趣的人，有的报刊属于专业性的，订阅的人范围比较窄。这样的报刊的销售区即其机能分布区就是相互重叠的。在全国性报刊的分布区中套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地方性报刊销售区，而各种专业性报刊则又有不同程度的互相重叠。

乡土文化区。某些地理学家提出第三类文化区，即乡土文化区，或称感性文化区。这是一种在居民头脑中存在的一种区域意识，而且这一区域名称也被其他人广泛接受和使用。例如，在美国东南部有一种乡土文化区，称为“狄克西”（Dixie）区，它比传统的南方地区要小，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与文化含义的地区。“狄克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相当流行的一首歌曲，出征的士兵多唱这首歌曲。虽然南北战争已过去百年，但是 Dixie 仍给人留下深刻影响，至今许多南方企业的名字仍沿用“狄克西”。它成为狄克西乡土文化区的标志。在原南方的核心区，狄克西出现的次数很多，而到其边缘地区，则出现的次数逐渐减少。乡土文化区划分标志有的以环境特征作基础，有的则以政治、经济、社会和宣传方面的特征为基础。乡土文化区的边界有点类似形式文化区，就是其边界不太明显。其实，乡土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并不一样，即并不具有显示形式文化区所具有的文化一致性。它与机能文化区的差别在于虽然有的中心点也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该城市并不具有组织上的机能。这种在居民思想中存在的，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文化区，研究文化地理的地理学家往往给予特别注意。

（二）文化扩散

世界上的文化区，不论其属于哪种类型都是其历史发展过程在空间上的现实表现。换句话说，文化区是文化在某一时期扩散的产物。因为象思想意识、发明创造和对事物的态度等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每个文化要素大多是起源于一个地点，但是也有首先出现于几个地点的。不论是起源于一个地点或是两地，在出现后总是向外扩散或传播。这种文化扩散现象，除以自身的力量向外传播外，在历史上往往通过移民、战争和征服而带到新的地点，带给新的集团。在现今社会中，也可以看到，有的文化要素传播得快，有的传播得慢；即使同一种文化要素在其不同的扩散过程中，其传播的速度也不相同；还有的文化要素在传播中可以见到在某地区很难通过，甚至在分布上出现截然终止的现象，这些都是文化地理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课题。瑞典的著名地理学家，哈盖斯特朗（Torsten H ägestrand），任教于隆德皇家大学，他对文化扩散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引起世界地理界的关注，他为文化扩散的分类与过程奠定了科学基础。

文化扩散可分为两种类型：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

扩展扩散。这是指思想或某种文化特征在空间上通过各该地的居民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如同滚雪球那样，随着这种思想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其空间分布也越来越大。在历史上，农业的新的作物或品种的扩散就

是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占城稻，又称占禾或早禾，原产越南的中南部，最早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占城稻有很多优点，如耐旱、穗长而无芒，粒差小，对土壤适应性强，生长季短，从播种至收获仅 50 余日。因该稻原为热带品种，经多次移植试验才得以成功，它为我国长江以南与淮南地区的双季稻和稻麦两熟制提供可能，所以从福建向北传播，到北宋真宗时已进入淮南地区。又如，棉花是从南方和西北两路传入中国的。在东汉时在海南、云南已有种植，南北朝时西北地区已出现棉花。但是，我国的中原地区直到宋末元初才有种植。因为很多农作物的传播有适应当地水土的过程，加上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较慢，所以传播较慢。当今的通讯有无线电、报刊、特别是电视，使有些文化现象扩展、扩散相当迅速。例如，呼拉圈、冬季短裤，这类兴起于一时的东西很能说明问题。呼拉圈在美国虽然首先出现在西部城市、接着向全国传播，其速度之快可以说几乎是各地同时出现一样。一位美国地理学家维布·泽伦斯基（Wibur Ze-linsky），对此情况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在1958 年 8 月，我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摩尼卡开车前往底特律，每天平均速

度大约 400 英里。沿途几乎每个杂货铺的橱窗中都匆忙地把刚从加利福尼亚送货卡车上卸下的呼拉圈放上去。前一周的全国电视节目中才提起人们对这种东西的热望。这是一种轰动一时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似乎成了一种革新的浪潮。

在扩展扩散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传染扩散、等级扩散和刺激扩散。

传染扩散：这是指事物的传播是通过已经接受这种事物的人同正在考虑该事物的人之间的接触进行的，这种过程称为传染扩散。这种扩散的特点类似于某些传染病的传播一样，是通过人的直接接触而传播的。因为这种扩散需要直接接触，所以其范围在短期内只限于局部地区。

这种传播是通过各种时空的社会网络。例如，流行性感冒，一旦在一所小学校出现就会很快扩散到一个社区。这种病很容易在相互紧密接触的儿童中间迅速传播，并且通过儿童传给家人。而这些家庭成员再把它带到工作单位，通过另一类时空社会网络继续扩散。学校、家庭、工作单位成为传染性疾病传播的最好地点。儿童的活动空间和社会网络是有限的，虽然对儿科疾病来说在学校及其附近地区的扩散是很快的，但是，在此范围外，传播就比较缓慢。成年人的活动空间和社会网络大得多，所以疾病在短时间内可能传播到更大的范围。

面对面的个人之间的接触当然是为了加快信息的传递，而不是为传播疾病。可是，促进信息流通的个人间的这种直接接触就形成了传染扩散。一般说来，各个人对新的事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想尝试新鲜事物，而有的人则比较谨慎，只是在大量接触以后才接受。当这类人最后接受新鲜事物时，可以说，新鲜事物在该地区已接近饱和状态。

以上说的传染性疾病和新鲜事物的例子，都是以个人为基础作为传染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传播只有在相当数量的人群和社会集团愿意接受时才能予以实现。例如，在美国，1869 年从怀俄明州开始的妇女选举权问题，首先传播到落基山地区的各州，而后又从这里向西与向东传播。传播到各州的标志是该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必要的法律，承认妇女有选举权。可是，有的州长期阻止这一过程。直到 1920 年美国宪法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时，美国南部才承认妇女的投票权。虽然，接受这种法律的单位是州，而不是个人，但是，

其扩散的形式基本上仍然以地理上的相互邻近为基础。妇女选举权的传播是居民认识到这种投票权的扩大的必要和在本州内实施有价值时才被接受的。传染扩散可出现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南美洲的政治动乱也表现出地理上

相邻近的作用。在过去的 20 多年内，有近 20 次的政府更替，半数以上出现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难民的流动和政治活动紧接着引起相邻国家的政治动乱。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穿越边境，以及同相邻国家间的信息传播容易可能起着一定作用。地理上相邻对政治事物传播的作用，在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中也反映得很明显。

等级扩散：与传染扩散不同，它的传播不取决于人们的接触程度。例如，新的消费品往往首先被大城市的居民所采用。因为大城市的居民通过直接的观察或广告的宣传往往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信息灵通和商品的供应条件往往有利于大城市居民获得这类产品；然后，这类产品接着就向中等城市传播，再向小城市、集镇传播。这种现象称为等级扩散。从公共信息系统的结构等级扩散过程来说，其中心是按重要程度来确定的，最重要的中心只有一个，因而也就是整个系统的中心，而越是次一级的中心其数量也就越多。

例如，电视网络这一公共信息系统本身在一个时期就是件新事物，它的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电视台的传播是个人或公司愿意冒险，把大量资金投在电视台的设备与设施上。可是这种愿望只限于潜在的市场，所以首先出现在大城市。随着第一个电视台的成功，企业家才开始向较小城市投资。这种等级扩散现象也出现在城市的购物中心上。购物中心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需要公司内外大量人员的合作。所以这种中心大多只有少数公司才能开办。地区购物中心首先于 1949 年出现在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由于其成功而得到迅

速发展。在前 5 年，首先在美国西海岸、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大多数的特大城市出现。到第二个五年结束时，基本上每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有了这类购物中心。到 1970 年，虽然购物中心还未出现在紧靠特大城市的地区，或南方与中部大平原的某些人口较少的城市中，但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中都出现了购物中心。只有少数例外。这类现象的传播似乎主要取决于城市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地理位置。这点与传染扩散不同，传染扩散的关键在于地理空间上的相邻程度，而对等级扩散来说，距离的作用是不大的。

在城市或地区内部，传染扩散可能是某种新鲜事物为某一集团或阶层的人先接受，然后再向其他集团或阶层的人传播。如 1066 年，法国诺曼底公爵攻占了英国，建立诺曼底王朝。法语的流行首先是在英国的上层社会开始，而后向下层社会传播。虽然法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于 12 世纪末结束，可是在英

国法院中，法语的应用一直延续到 1360 年。 3）刺激扩散：这是指人们在接受某一外来的新事物时，由于种种原因无

法原封不动地照搬，不得不加以改变，以致于接受新事物的思想，而摒弃其具体事物。例如，一般认为，居住在亚洲北部西伯利亚寒冷地带的居民对鹿的驯养是受到南方草原民族对牛和马的驯养的启发而开始的。这些地区饲养牛和马比较困难，所以把驯养动物的思想运用到当地大量生存的席上去了。在今天，广播、电视已经进入居民日常生活的时代，加上电话、航空等手段，信息传播的速度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人们远在千里之外，不但迅速了解到新的事物的出现，还可迅速看到或得到这些新的事物。这对人们的刺激作用是很大的，它刺激其他地方的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甚至更高层次的新事物。

迁移扩散。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技术的个人或集团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地区，结果把这种思想或技术带到新的地区。这种扩散方式与扩展扩散相比要快。因为迁移扩散是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的，特别是当迁移的路线比较长或越过高山、沙漠或海洋等空间时，就更加突出。这样在空间的分布上，造成新的分布区与原分布区互不相连。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通过移民活动而扩散到世界各地的。例如，在美洲，基督教的分布就是迁移扩散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哥伦布于 1492 年抵达西印度群岛，随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便在墨西哥以南的新大陆上开始殖民活动，结果把西方的天主教带到这块新大陆上。但是，在墨西哥以北的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由于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结果把基督教的新教中各派别也带去了，因而，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则成为以基督教的新教为主。不仅宗教是如此，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也往往随着移民而带到新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原是一片人烟稀少和文化后进的当地人所居住的地方。1770 年英国航海者第一次探测澳大利亚之后，英国开始把那里作为罪犯流放地，后来成为它的殖民地。结果英国人大量迁往，如今英国移民后裔约占澳大利亚人口的 95％。而当地人反比原先的数量大大下降。现在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国，不但在生活方式上，甚至在一些政治制度上也与英国诸多相似。

思想、技术、创造和发明这类文化现象的传播就如同投入池塘中的石子所产生的波纹一样，向周围逐渐扩散开来。在其扩散过程中，可以看到石子激起的波纹逐渐减弱，以致到最后全部消失。也就是说，文化现象在一地开始出现后，在其扩散过程中，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延长而衰减，一般说来，离起源地或中心越近，这种文化现象越强烈，越远则越弱。这种现象可称之为距离衰减现象，或时间-距离衰减现象。

这是理想的情况，但是现实社会中，文化现象的传播还受到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阻止文化传播的障碍，称为吸收屏障。例如，南非（阿扎尼亚）长期阻止电视进入，因为南非当局反对电视，所以，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不让电视通过的吸收屏障。可是，完全不能通过的吸收屏障是很少的。更普遍的倒是某种程度的可通过的屏障，这可称为可渗透屏障。例如，加拿大的政府已采取措施降低美国文化对加拿大人的影响，政府要求，在加拿大出版的外国杂志中，应包括一定分量的有关加拿大的题材。这是因为加拿大虽然在领土方面是世界第二大国，但人口只有美国的 1/10，而大多数居住在与美国相毗连的边界附近的居民与本国的联系往往不如与美国的联系。加上使用共同的语言，在广播、电视方面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以致加拿大经常自称他们对美国所发生的事物的了解要多于对加拿大的。因此，加拿大的边界也是一种可渗透的边界。

文化事物的传播除去个人接受与否外，其速度的快慢还取决于该文化事物的复杂程度与花费多少。例如，中世纪后期，欧洲最早的大学创建于意大利和法国。12 和 13 世纪以后，大学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在 12 和 13

世纪只扩散到使用拉丁语的一些国家，到 14 世纪扩散到德国。到 19 世纪，大学才在德语地区广泛地建立。可是，19 世纪以前，大学在斯拉夫语地区还很少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斯拉夫语系地区离大学发源地较远，另一方面大学使用的是拉丁语教材，而在斯拉夫语地区创建大学就有更多困难，所以建立得晚。在整个欧洲大学的传播花费了很长时间，这与创建大学比较复杂，并与需要很高的费用有关。所以事物传播的快与慢与事物本身的性质有关，

也与所耗的费用有关，费用低，则传播得就比较快。

一种新事物或一种新思想的传播有时间上的渐增特征，即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接受它的人数增长得比较慢。随后，就会有一个相对速度较快的阶段，即接受它的人数迅速增加。到对此事物或思想比较敏感的人已大都接受时，其接受速度或接受的人数又会大大下降。这时就达到该事物或思想的饱和程度。其曲线在空间上呈 S 形。在城市中，一种时髦的服装的流行往往明显地表现出三个阶段的传播速度。在第一阶段，由于人们的理解，社会的接受和实际效益的体现都需要时间，所以接受的人数增长较慢。到了第二阶段，有了开始阶段少数人的实践，其优点已明显地显示出来，同时社会的阻力已很小，加上在小范围的实践及广告的宣传，产生扩散上的邻里效应，遂使接受的人数急剧增加。第三阶段，接受的人已达到最大限度，或许因为狂热已过去，所以增长又转为停滞状态。

（三）文化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个术语最初是指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它由两个古希腊字 oikos 和 logia 组成。按词义，前者指的是“住所”，或“生境”，后者指的是“信息”，或“学说”。二词相联成为关于“生物住所的学说”。所以生态学原是生物学领域的一门学问。其研究的内容分动物与植物，所以有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按对象有个体与群体之分，所以又有个体生态学和群体生态学。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也是现实的存在，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世界。人与其文化也就是人与其生活方式，总是分布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极其多种多样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都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产生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文化地理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环境一般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学偏重于文化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同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因素的关系，则是下一节，文化综合作用的主题。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要素。

文化生态学往往与人类生态学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把这两个术语交互使用。其实，这两个术语是不同的，各有特定的含义。人类生态学中的人类是指文明社会以前的人类，它研究的是无文化时期原始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所以，这两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不同的，适应的方式也不一样。例如，在早期采集与渔猎时期，人利用自然物，即靠天然的动、植物为生，利用自然物或经简单加工的石器作工具，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这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简单的、直接的。在文明出现以后，人类依靠集体的智慧与经验的积累，对自然界与自然物施加较大的影响。因此，人类往往是通过文化来利用自然和适应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的关系了。例如，人类的食物不再依靠采集和捕获野生的动、植物，而主要是依靠栽培的农作物和放牧的牲畜；人类抵御寒冷不再靠洞穴中的火和遮身的兽皮，而是靠房舍与衣着。可以说，人类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这两门学科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文化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区别在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与影响是通过文化的作用而实现的。可以说，人类的文化越发达，人对环境的利用也越广泛，其影响也越大。可是，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单纯接受其影响，而是相互影响的，如同一条有车辆来往的街道一样，各种影响都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有来也有往。文化地理学要研究的是人通过文化与环境的这种双向的作用与

影响。

人通过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可以简单称为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从地理科学的发展来看，围绕着这一任务形成各式各样的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和文化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原称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它是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最早，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guien，1689—1755）在其所著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就强调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导致他们落在奴隶地位⋯⋯”。后来英国学者 H.T.巴克尔（Henry Thomes Buckle， 1821—1862）在其《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提出：“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会使人早期就发展了理智”。德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深受当时 C.R.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学生美国人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1863

—1932）接受其思想，并在其所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一书中加以宣扬和发挥，在美国地理学界影响很大。尽管在本世纪初这种观点颇为流行，但是在 30 年代以后，对于决定论中过分强调环境在人的事物中的作用，受到许多地理学者的批评和非难。他们认为，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社会、历史诸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并不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能论。可能论也称或然论。它是指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环境包含着许多可能性，至于哪种可能性能够转变成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提出与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法国地理学家 P.V.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他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除了环境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的复合体。同样的环境何以伴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环境包含着许多可能性，它们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所以P.V. 白兰士在其《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到“地理学⋯⋯是理解我们周围的地域环境或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中的诸事实的相应性和联系性”。

从 30 年代以来，环境决定论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影响下降，可能论则占了上风。可能论的支持者认为，在许多文化方面都反应自然界影响的标志，同时也充分表现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文化遗产至少像自然环境一样重要。

当前可能论者的观点认为，人是人类文化的第一建筑师，自然环境在人与地的关系中，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于提供多种可能性，人在一地如何生存和生活全靠人对环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所作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受到人的文化遗产的指导。人为了满足其需要，在对环境提供的机会和限制作出选择时，其本身的文化水平越高，则供其选择的可能性越多，自然环境的影响与限制就越小；反之，自然环境的影响与限制就越大。正如 P.V.白兰士的学生J.白吕纳（Jean Brunnes，1869—1930）所说：“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适应论。适应论是英国人文地理学家 P.M.罗克斯比（Percy M.Roxby，

1880—1947）提出的。他认为，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人群及其和地理地域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适应与生物的遗传上的适应不同，它是通过文化的发展而对自然环境和环境变化的长期适应。在这种适应中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

生态论。与适应论同时提出的另一观点，是美国地理学家 H.H.巴罗斯

（H.H.Barrows，1877—1960）提出的人文地理生态观点。他主张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在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他在论及地理学时还提出：“在自然地理创立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强烈要求跟着就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所以他认为：“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转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

环境感知。文化地理学家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中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和毫无规律的，而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它受一种思想意识的支配，这种思想意识就是环境感知。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由于环境和原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必然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对环境的印象就是一种环境感知，它为环境中共同的文化集团内部的所有成员所共有。人们一旦形成一种环境感知以后，他对现实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受其环境感知的影响，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理解他的环境，因而在作出对环境的反应和决策时必然是以其不全面的理解为依据。要了解某一文化集团在其环境中的人地关系，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情况，文化地理学家不仅必须知道环境情况，而且还要知道该文化集团成员对其环境的感知。

对环境感知方面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自然灾害问题，如水患和旱灾，不同的文化集团对相同的灾害持不同的反应。例如，很多宗教认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逃避的神的行为，他们往往希望用抚慰神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环境灾害。所以，在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方，往往也是祭祀这类神灵活动最盛行和对这类环境感知最浓厚的地方。

环境感知也反映在移民到达新的地方以后，对当地环境的认识上。因为，他们往往看到新居住地环境与其原住地的表面相似性方面，而对其差异缺乏足够的认识。例如，原住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农民，在他们向西部迁移，开发西部干旱地区大平原时，往往以原来的环境感知来看待西部气候，总是过低估计干旱造成的灾害，结果吃了大亏。这是由于他们在湿润的西欧与美国东部从事农业活动已有许多世代，形成了习惯，不能正确地理解新的地区的干旱气候条件。于是经多次错误与失败之后，才会纠正他们久已形成的环境感知，他们才逐步认识大平原气候的真实情况。

不同的文化在对待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认识上也是不同的。例如，基督徒根据其教义认为，地球是上帝为人的使用而创造的。许多原始部族宗教却认为，许多自然物是圣物，所以成为崇拜和保护的对象。在对待自然资源上，随着文化发展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狩猎社会时代，对猎人来说，重要的资源就是提供衣食的大型食草动物和当作武器的石块；在农业社会时代，对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重要的资源是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和可灌溉的土地；到工业社会，认为埋藏在地下的各种矿藏则是最有价值的资源。由于人对环

境的感知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又影响着人对环境的认识和利用，所以，环境感知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决定论。某些文化地理学者观察到人从出现以后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变化，从而把人作为自然的改造者。这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它与环境决定论完全相反，后者认为，自然环境决定和塑造了人，而前者认为人决定和塑造了自然。

关于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地理著作中就有反映，例如，公元前 2 世纪，阿加塔尔齐德斯在其《红海》一书中就对人地相互关系作过分析。直接关系方面，他举例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改造和治理河流，利用周期性的洪水影响三角洲的形成。公元前 4 世纪，著名学者柏拉图对当时农业活动造成雅典周围肥沃土地的破坏感到悲痛，他提到“现在留下的与过去相比则像个病人的骨架，肥沃而松软的土壤会被消耗掉，留下的土地是不毛之地的框架”。

特别是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已达到相当程度，技术水平越高，社会对于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就越低。反之，技术水平越低，社会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就越高。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其主要的和主动方面的则是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人。

（四）文化的综合作用

一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除去受环境中的各自然要素的影响，还受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文化地理学在研究任何文化地理要素时，不能忽视其他文化要素的作用。只有把所需要研究的文化地理要素放在其错综复杂的自然和文化相互联系的背景中才能对其有充分的了解。

在诸文化因素中，宗教的信仰往往对人的行为带来明显的影响。例如，印度在历史上遗留下的种姓制度，尽管现在不为法律所承认，但是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高级种姓的成员不能与低级种姓的人共餐，更不能通婚。在种姓之外的贱民，被认为是“不洁的”和“不可接触的人”不许他们住在村子里面，也不允许参加印度教的宗教仪式。美国西部的摩门教是一个新教派，该教禁止饮用含酒精饮料和抽烟，因此影响到该教派中教徒的购物活动。在这方面，文化地理学家可以看到这些文化方面的作用如何影响各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

在研究文化要素间相互作用方面，地理学已不单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而且已跨入以定量来说明文化的空间分布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和事物，它们所涉及的因果因素很多，在诸多因素中，如果删繁就简，地理学家往往能排列出某个因素来研究其他因素的关系和作用。这种方法就是建立模型。当然，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方法有区别，它不能作实验，只能通过观察分析，设想在理想状况下，各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主导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例如，19 世纪德国学者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建立一孤立国的模型与理论来说明理想情况下围绕城市的土地利用与距离的关系，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形地带。在这里影响土地利用的因素是与这个城市的距离而形成的运输费用上的差别。尽管这个模型对复杂的情况下的因素分析有些简单，但该模型仍然为分析不同范围的农业土地利用提供了帮助。在前面阐述文化扩散时，提到的哈盖斯

特朗，也是建立模型的另一例证。

由于对地理学性质的认识不同，各地理学家对模型和理论问题所持的看法也不相同。强调理论的学者往往把地理学看作一般法则研究的科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发现一般法则。虽然他们认为文化地理与经济地理一样均属于社会科学，但是却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作用，只相信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由经济动力所左右。某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强调以经济定量方面的数据作基础，而推导出主要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前面所提到的杜能的土地利用模型很可能由此而受到批评。

以一般法则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地理学，其中的核心是逻辑实证主义。它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从此观点来看，知识是由分析现象的性质和关系，并由科学方法检验而得出的，这种知识才能为形成理论提供基础。而另一些提倡实证主义的学者，则把地理学当作个别事例研究的科学。他们认为文化地理所研究的现象是不相同的，而且不适合进行概括，形成理论和法则。许多支持个别事例研究观点的地理学家，也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只是说明文化的空间变化，而不想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他们所研究的事物以外的现象上去。

还有一些文化地理学家强调该学科的人文科学性，而不承认人文地理学是社会科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近些年来经济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并未能消除这样的观念，即地理学的核心是对地的人文主义的说明。在这些地理学家看来，对文化的认识和对人的个性与主观性的理解是空间变化分析的中心。有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提出现象学来。他们认为，该学科就是对有意识感受的现象进行直接研究和描述，而不考虑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尽可能摆脱那些未经检验过的前提和先决条件。虽然现象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在于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研究感觉所接受的事物，但是现象学倒是承认那些感觉以外的数据的文化价值。许多人文价值是无法度量的。

文化相互作用主题也可能导致文化决定论。提倡这种与环境决定论极端相反的观点，就是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认为文化的任何方面都是由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形成的。对他们来说，文化相互作用可以为文化的空间变化提供一切答案。文化和人是积极因素，自然是被动的，容易征服的。因此，对文化决定论也应当像对待环境决定论一样，都应持慎重的态度。

（五）文化景观

景观（Landscape）一词原意是指风景，但是在地理学中，景观一词具有特殊含义。一般是指地球表面各种地理现象的综合体。景观可以分为两大类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或文化景观）。自然景观指完全未受直接的人类活动影响或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很小的自然综合体。文化景观则是说居住在其土地上的人的集团，为满足某种实际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了自己所创造的景观。由于不同的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其创造的文化景观也各有明显的特征。因此，有人说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该文化集团的人的物质文化特征，也反映了该文化集团的非物质文化特征。对文化地理学家来说，通过对一地的景观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就可以学习到许多关于该文化集团过去活动的许多重要的知识。由于这种原因，美国地理学家苏尔（Carl O.Sauer）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他的观点在美国有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把文化景观看得如此重要？也许部分原因在于文化景观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衣、食、住、行和娱乐。这些文化景观在世界各地的表现是多种的和复杂的。衣服式样纷繁，色彩的缤纷，食物的风味与制作方式多种多样等等，都是文化景观中的重要特征。但是文化地理学却更多地注意聚落的布局，地块的形状，以及建筑物的式样等三方面。聚落的布局包括城市和农村。由于世界上许多人居住在城市里，往来的人也多在各城市之间，加上城市也是受人影响最大，并且基本上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城市的景观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例如，同属工业社会的西欧与北美，可是城市的景观却大不相同。如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往往是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从中心向周围，房屋的高度急剧下降；而西欧各城市的房屋高度则比较均一和谐。至于城市内建筑密度和城市的街道，用地也是城市景观注意的重点。世界各地的农村的情况差别亦相当大，它包括东方国家密集式的村落和美国彼此不相连的独立的家庭农场。耕地形状有法国的长条状的地块，美国和加拿大方格式的地块单位，以及东亚丘陵地区弯曲形的水稻梯田。城市、乡村以及耕地的布局和形状可以通过航空象片或亲身通过飞机的窗口观察出它们各自的特征。建筑物的式样更是鲜明突出，在文化景观中占有特殊地位。例如中国宫殿式建筑，它那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宫廷中的楼、台、殿、阁和居民四合院。西方社会的花园、洋楼、绿篱、草地；基督教堂的建筑物成哥德式的高塔，宫廷院中的喷泉、雕塑，等等。这些都是东西方建筑文化方面的不同特征，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所以，各个民族中大至宫廷建筑，小至居民小舍，在建筑物的式样、组合和用材方面都是文化地理学仔细研究的内容。

景观中除去上述形象、看得见的物体以外，还包括许多看不见的，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景观中往往包含着文化的起源、扩散和发展方面许多有价值的证据。正是这种潜在的作用往往吸引文化地理学家去研究这种景观。通过研究景观中过去的某些证据可以发现过去的人们一切活动给自然所带来的变化，而这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文化却往往被现在人们所遗忘。因此，文化景观即有空间上的变化，也有时间上的变化。空间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各集团景观塑造上的各自文化特点。时间上的差别则反映过去居住在该地区的文化集团的变迁和发展。

看来，康德过去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那种划分需要作某些修正。文化景观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变化统一起来了，所以采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文化景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目前的研究证明，人类的文化历史已有几千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各文化集团为了生存和生活对自然环境施加了各种影响。尽管影响景观的人与其力量已经消失，可是过去文化景观却依然存在，不论这些遗迹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都是了解过去文化景观变化的依据。例如，在北京城里，可以从保留下来的天安门和故宫形象地了解几百年来的封建王朝的古都建筑。可从前门箭楼以及方块形的二环路想象出过去内城的城墙与护城河。与崇文门车站相比，已相形见绌的现已不用的前门火车站，可以回想起过去北京的交通中心，如今已成了一个为来往顾客服务的商店。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零散的和模糊可见的遗迹与留下的地名去追溯更早时期的变化，恢复几千年来北京聚落的发展，复原几百年来几经变迁和兴衰的古都。对研究文化景观的文化地理学来说，只有了解过去文化集团的变迁，过去文化集团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的文化景观。

研究一地区历史时期内居住于该地文化集团顺序变化，研究这些文化集

团在景观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可见的遗迹。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惠特尔西（D. S. Whittlesey）提出“相继占据”（sequentoccupance）的概念。它是指占据一地各阶段的不同文化集团的聚落。通过相继占据的研究可以了解和恢复过去文化景观的变化。例如，在今天的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我们仍然可以从其景观中所留下的过去痕迹追溯其历史。草原和森林既显示了过去印第安人火烧的影响，也反映了西班牙人入侵后，特别是羊的引进对草原植被带来的影响；目前的乡村道路和教堂的分布以及与东部不同的土地分界都说明西班牙过去在该地的作用；一些地方留下的废矿坑和杂乱堆积的矿碴可以令人回想起早期加利福尼亚的那种吸引世界移民的淘金热。通过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景观可以像看电影似地看到过去一步步的变化。文化景观既是现实的产物，但又包含着历史遗迹，可以说是一种丰富多采的混合物。

这样，研究文化景观的地理学家，特别是偏重于相继占据研究的地理学家到底与历史学家有多大的区别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之间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往往在某一领域中可以汇集许多学科，甚至形成一些跨界的学科。当然，文化景观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过地理学家则更多地是注意空间上的变化，其对历史的研究，总的说来仍然是为了深入了解空间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