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食物供应与绿色革命

与世界人口问题相联系的是，世界面临着食物供应的严重问题。总的来说，世界粮食在增长，但是增长情况各国不同。比较突出的是人均粮食产量差别很大。据 1981 年的材料，美国人均粮食为 1451 公斤，中国为 329 公斤，

印度为 214.5 公斤。可见美国为中国的 4.4 倍，为印度的 6.78 倍。由于美国

有大量粮食剩余，家畜饲养业很发达，每人平均肉类产量为 108.5 公斤，相

比之下，中国则为 12.5 公斤，印度为 1.5 公斤。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一些国家原来人均粮食产量就很低，加上灾荒，成千万的居民处于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成亿的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粮食的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在 5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粮食的增长普遍比人口增长快，但是 60 年代情况有了变化。在富裕的国家仍保持原速度继续增长，而贫穷国家粮食增长则处于停滞状态，可是人口增长迅速，使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下降。这种趋势到 70 年代仍无明显好转，如以 1961—1965 年非洲人均粮食拥有量为标准，到 1980 年下降了 10％。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由于连年干旱灾害，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解决粮食问题不单是降低人口增长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中，青少年人口的比重大，即使现在人口不再增长，可是现有的青少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对粮食需求量仍然在上升。因为控制人口增长只能是解决食物供不足的一个方面，而增加粮食产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耕地面积扩大受到种种限制情况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在 60 年代，由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广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经过科学的方法培育的小麦与水稻高产品种，结果使单产有很大提高，对一些国家缓解人口与粮食之间矛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由于推广小麦新品种，其产量分别提高 30％与 60％。菲律宾推广水稻高产品种后，水稻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不仅不再进口稻米，反而有剩余的稻米可供出口。从总的情况看，农业亚洲在推广新品种方面的成绩比较明显。由于粮食生产取得显著成效和产生的深刻影响，因而被称为“绿色革命”。

虽然绿色革命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解决食物问题的成绩十分引人注目，但是也给农村和城市带来一些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小麦和水稻的新品种与原来的传统品种相比，都需要供应比原来多几倍的水量，这需要在原来没有灌溉设施的小麦地里打井、开渠，以引水灌溉，种植水稻则需要效率高、供水量大的机械设备。其次，需要化学肥料，使原来传统品种完全靠农家厩肥的习惯予以改变。再有，新引进的高产品种与当地经过多年选择的品种相比，对病虫害十分敏感，必需及时喷撒农药以防治虫害，才能保证高产。第四，新品种的种植与收获时间都比较集中，必须采用高效率的农业机械，才能适时种、收，取得高产。

由于采用高产品种有这些要求，它们在一些国家推广后，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引起了文化地理学的注意。其在印度的调查可以充分反映所发生的情况。

印度是一个大国，农业在国家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实行的仍是传统的自给性农业。农民种植农作物主要是满足家庭需要，成为商品性部分不多，所以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感到粮食供应不足，有时需要进口粮食补充短缺。政府

考虑到农田扩大潜力有限，增加粮食供应的主要措施是从提高单产上找出路。

印度原来想采取施肥与改进灌溉的办法来提高原有品种的作物的产量，但成效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原有品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完全适应于当地土地、肥力低与经常周期性干旱的特殊条件，对水肥条件的改善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效果。但在改种高产的新品种后，情况有明显变化，在良好的水肥条件中产量迅速提高。在 1966 年已初见成效。到 1970 年，小麦总产量已

达到 1950 年的 2 倍。

调查证实，从新品种的种植中获得的成果并不相同。除去自然条件以外，还存在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问题。因为取得效益明显的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那里对引进新品种有投资能力，而在没有投资能力的贫困地区效益并不明显。看来，影响提高粮食产量的原因不在作物品种本身，而在地区投资能力上。

例如，新品种作物需要较多肥料，特别是化肥对增产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大多数农民买不起化肥。银行对缺乏保证及无把握还债的农民不愿给予贷款。而那些较富有的农户自己有较好经济地位，也容易取得贷款，因而可以购买较多化肥，获得高产所带来的收益。大多数贫困农民只好仍然使用原有品种和厩肥，产量只能维持原有水平。

灌溉与农药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而这些又是新品种作物获得高产的必要条件。原有品种在缺乏灌溉与农药条件下，反而显示适应性较强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贫苦农民，不愿担风险，仍然继续使用原有的低产品种。

通过新、旧品种的效益对比发现，新品种小麦产量提高一倍，所花费的投资只需增加 50％，这样净收入超过使用原有品种 50％以上，甚至到 90％。由此看来，投资多的可取得较高的收益，投资少的收益低。它使富者更富、贫者越贫，加速了农民的两极分化。

经济势力强的农户通过采用新品种，获得的好处是增强了实力，从而也就增强其在下一次种植的地位。同时由于其经济实力增强而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农户就设法经营更多的土地；投放更多资金以获得更多利润。对贫困农户来说，虽然他们看到别人由于使用新品种获得明显收益，开始放弃传统习惯，但是受土地规模小、投资少、技术能力差等条件制约，仍然无法与实力强大的，已捷足先登农户相比。此外，由于土地的平均收获量的提高，土地所有者往往藉以提高租金，或借故收回土地转租他人，以获得高额租金。因此贫苦农户受到双重压力，其竞争地位越来越不利，并有失去租种土地的危险。

在这种竞争情况下，经济条件好、获利多的农户可以通过收购或高价租得较多土地，发挥其规模效益。而贫苦农民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后，则由佃农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农。当雇主经济实力增加，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时，雇农在农村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就会逐渐丧失，成为农村中的失业游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有所下降，甚至达到难以立足的地步。

在市场上，新品种的小麦由于需求大，其价格也较原有品种高，这也给种原有品种小麦的农民以更大的打击。在农村中既失去土地，又失去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只好到城市去另谋出路。在城市中，他们既缺乏技术，又缺文化，只能干粗重活或从事小贩，过着半失业的不稳定生活。其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这给城市带来各式各样社会问题。

在推广新品种水稻地区，情况与小麦区有些不同。因为水稻的新品种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对病虫害也特别敏感。所以，种植新品种水稻要有较多投资。其产量虽有较大提高，但大米质地比原有品种要差，一般人仍愿购买传统品种的大米，故其市场价格低于当地原有品种的大米。这样，新水稻获得的效益要比小麦小，加上新水稻是低秆，不如原有高秆品种产的稻草多，因此对牛饲料及燃料问题发生困难。所以推广水稻新品种速度较慢。

上述绿色革命引起的变化，实际上涉及到自给性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文化水平高、对新事物敏感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与办法。而文化水平低、思想比较保守的农民，则对新事物、新办法接受得慢，他们仍习惯于旧的传统与办法，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的相互制约，农村问题与城市问题的彼此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