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

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很好地总结过。他们在书中虽然也谈到了一些考证的经验，但大多比较零碎， 不成系统，而且考证方法也不够科学。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的归纳和总结。

考证工作应当从何处入手？我认为应当从对古书的“发问”入手。读书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轻信和盲从。现代以考证闻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这是对考证过程的极为精辟的概括。当然，决不是提倡毫无根据地乱疑，胡乱发疑不可能抓到矛盾的关键和问题的本质，也不可能引起研究的激情，取得科学研究的突破。但教人勿轻信，却是很中肯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做考证工作的前提。

古时有成就的学者都不迷信古书，他们精读深思，平心以求其真。戴震是清代著名的大学者，他自幼读书时，就有敢于发疑、穷根究底的精神，王昶为他作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岁受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几何时？”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来几何时？”曰： “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

这种多疑善思的精神，正是他后来能作出成就的起点。

清儒研究先秦古史最有成绩的是崔述。他本着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 的信条著《考信录》，但他并不完全受“六艺”的局限，尤其不迷信汉唐儒者的注疏。他比较推崇宋儒，但对于宋儒之“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也表示反对。他谈他的学习心得有这样的话：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考信录》提要卷上）

象崔述这样不依傍前人，充分发挥自己独创精神，来考证古史的可谓前无古人。这种精神正是后学应当学习的。

与怀疑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是，对于古人著作，包括在考证方面很有影响的著作，也不能认为毫无问题而盲目相信，同样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和判断，否则也会跟着错。如《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顾炎武注中说：“辛琡为吏部尚书上言，⋯⋯书奏不报。”考之史传，并无辛琡之名。杜佑《通典》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是，“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只有郑樵《通志》作“薛琡”。《通鉴》作：“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北齐书》与《北史》均有薛琡传，《北史》作吏部郎中，《北齐书》作吏部尚书。实际上， 当时的吏部尚书是崔亮。可见《日知录》中的辛琡为薛琡之误（淑亦为薛琡之误），吏部尚书为吏部郎中之误（洛阳令亦误）除了《北史》和《通志》以外，几种书，有的错了姓名，有的错了官职，《日知录》则把姓名和官职都弄错了。

钱大昕以考证精深著称，但他的书中也难免有错。如：《孟子》记载， 齐人伐燕是齐宣王时事，而《史记·六国年表》却说是在齐湣王十年（周赧

王元年），出入很大。崔述著《孟子事实录》，根据《史记索隐》所引《竹书纪年》推算，齐伐燕之年应在齐宜王六或七年，证明《孟子》、《战国策》等书所记不误。《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所写，他们都曾随孟子到齐国，并目睹齐伐燕，不可能将齐湣王时事移到齐宣王时。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田氏伐齐”后共传了 12 世，《史记》只记载了 10 世， 遗漏了悼子、田侯剡两世，又把桓公在位的年代错为六年，于是乎威王、宣王的年代就上移了 22 年，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也随之出现了。但是，钱大昕不相信《竹书纪年》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从这一成见出发，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齐人伐燕，，条下，极力为《史记》弥缝，说“燕人之畔，终在湣王时”，可谓武断，认为《孟子》所记不同于《史记》，是传《孟子》者窜改所致，这话并无根据，这就失之偏颇了。所以，我何不应迷信名人，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是一语中的的名言。郑樵在《诗辨妄》里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也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很好体会。

看书有了疑问，自然要想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就促使你多看书，下功夫去钻研。一个问题弄清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入，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你的眼光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怀疑，才有创新。如看书发现不了问题，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作考证功夫的第一步。

读书发现了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是考证工作的开始，那就是立假说。

以前，胡适有两句话，被人们批了又批。这两句话叫作：“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胡适研究历史的观点有很多错误，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但说到考证方法，这八个字并没有错。“大胆假设”，是说读书要有怀疑精神。对旧说有怀疑，就想立新说，立新说就要有一个假设。哥白尼在宗教势力的禁锢中提出“太阳中心说”，直接反对宗教僧侣的“地球中心说”。这是天文学上从来未有的大革命，这个假设可以说是最大胆的了。当然，假设不妨大胆，关键还在于“小心求证”。“太阳中心说”，是哥白尼和他以后的科学家们用越来越多的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的，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小心求证。没有确凿的证明，假设就成为空想。

因此，我们说“大胆假设”是考征工作的第二步。

下面讨论考证工作的第三步，即如何进行“小心求证”工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因篇幅较长，故另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