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考证释疑

通过上面的分析，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优良的史学遗产，包括考证方法在内，弃置不顾，这样就无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真实相结合，因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现在这个倾向更加厉害，强调新理论，反对考证，尤其是否定乾嘉学派之风又刮起来了，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呢？下面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所谓理论，据说就是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说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理论，它将对历史研究发生巨大影响。就是说， 用这种理论研究历史将使历史科学产生巨大的飞跃。如果真能这样，当然会受到广大历史工作者的欢迎。不过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方面的文章还不多，至于如何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历史工作上，文章更少。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空谈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人为大家作些示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的文章说“旧有体系”已经产生“危机”，就是说，它的理论往往与事实相反，产生所谓“反常”现象，“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危机”，因此必然要有新的理论排除这种“反常”现象，在理论上有新的创造。那么这新理论是不是要取“旧体系”而代之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上文已经谈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它的基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没有因为个别论点的不适应而动摇或过时，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

三，是不是讲理论就必须反对考证呢？是一般地反对考证，还是只反对乾嘉学派？我们以为研究历史必须结合实际，而历史实际必须是真实的，因此任何理论都不能排除历史考证。乾嘉学派固然讲考证，但考证不等于乾嘉学派，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说一般地反对考证，那我们必将倒退到建国以来走过的老路上去，肯定不会有出路。如果说只反乾嘉学派，那等于无的放矢。因为今天恐怕不会有历史工作者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那也是倒退。因为乾嘉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迷信汉儒，对宋儒则一概排斥，所以又称为汉学。但是搞考证并不一定要搞汉学，例如乾嘉时期考证古史最有成绩的学者崔述，就是推崇朱熹的，他在《洪范补说》中说：“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 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他的名著《考信录》的确做到不存汉宋之见，凡是错的，一概否认，丝毫没有佞汉的气味。

四，有人反对烦琐考证，这是对的，但是考证不一定就烦琐。陈垣先生以考证闻名，他就反对搞烦琐考证。而且，烦琐不烦琐因时而异、因人而异。陈先生的著作中有不少考证文章，在外行人看来象是烦琐，在内行人看来就不是烦琐。因为有些史事不弄清楚，就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不能看到考证多一些就是烦琐考证。乾嘉诸大家的考证文章，也不都是烦琐考证，要作具体分析。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在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尊重和吸收他们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

应当指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和教师多少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不可能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过去我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许多优秀的遗产都丢掉了，因而不愿意或不屑于去做艰苦的考证工作，只凭一些理论教条，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搞以论代史。结果如何呢？养成了束书不观，专搞假、大、空的坏风气，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一定要详细占有材料，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不搞考证，连所用史料的真伪都不如道，怎么能去伪存真呢？“文革”中，“四人帮”伪造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回顾这段历史， 真令人痛心。今天有人又来提倡专搞所谓的理论，我很担心会重蹈覆辙。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三复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