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任公）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一节（上略）

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 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 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 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玄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妇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

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险，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 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 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 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安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 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 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月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徧繙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斌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 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意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下略）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与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