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料的搜集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讲讲。

关于史料的搜集工作，过去在我国做得很差，现在比较重视了，但刚刚是开始。在外国，很早就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搞有分类的史料书，使用时非常方便，我们却没有。所以，许多工作要靠我们自己平时去做。我们平时看书，应该随时留心，看到材料就记下来。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材料呢？ 这就是必须带着问题去看书。不带着问题去看书，就找不到材料。有时一本书甚至看了好几遍，还是好象收获不多，这就是因为没有带着问题去看。脑子里如果没有问题，即使材料明明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由于无论哪一种材料都是散见于许多书之中的，所以只有带着问题，才能做到披沙拣金。其次，搜集材料要多看书，要不怕麻烦，要手勤，即便有的问题自己目前不研究，只要有价值，也要抄下来，因为将来很可能有一天会用上。材料最好抄在卡片上，抄的时候要注明这个材料来自什么书，什么版本，作者、页数等等，这样找起来就很方便。还有的材料原文很长，书又很常见，那么就不必全抄下来，抄个提纲就行了。看见有用的材料，一定要当时记下来。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时没记，事后要用了再去找，那就很费事了。卡片抄得多时，就要分类，使用起来才方便。收集材料是很麻烦的事，但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因为这是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现在我们已进入电脑时代，应当利用电脑把史料的整理归类工作做好，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这里我想讲讲自己的一段经验。1975 年，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组整理搜集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材料的工作，搞明末农民起义一段。我尽量寻找第一手的材料，因为讲明末农民起义的书虽不少，但大都是彼此抄来抄去，价值不大。我注意找的是当时的官方记载，以及官军统帅如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吴甡、孙传庭等人的公文、奏章等等。当然这些东西里有不少统治阶级对农民军的攻击诬蔑，也有夸大胜利掩盖失败之类的不实之处。但他们的奏疏是要上报皇帝的，所以其中叙述的史事不会伪造得太离谱，否则一旦被发觉了，便是欺君之罪，因此他们所讲的基本事实应当是可信的。这些材料都是一些线装书，北京图书馆把这些书收藏在柏林寺内，我经常去那里抄材料，差不多抄了一年，可见这个工作多么麻烦。通过那一段的查找材料，我发现了不少问题。现在一般说的关于李自成的活动情况，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详见下章。其所以致误是由于把高迎祥（号闯王）的许多事，都归到李自成（号闯将，后号闯王）身上。①由此可知搜集材料的工作虽然很艰巨，但确是十分重要的，不亲自动手去做，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而只有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才可能对你所研究的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我讲这段话，目的在于告诉读者，要搞研究工作，就不能怕麻烦，首先要做搜集材料的工作。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问题，这就是摆正比较系统地读书和各取所需收集材料之间的关系。如果要论述某一个问题，即使将全部的材料都收集起来了，并经过排比和取舍，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否可以说准确无误呢？我认为不一定。因为研究历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不仅要有点， 而且要有面，有整体。如果我们不是从全局的角度去理解某一点，而把视野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5 期）。

仅仅局限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能犯“一孔之见”的错误。在收集史料方面， 外国学者由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其工作比我们做得好，他们将有些中国历史问题的资料统统输入计算机程序，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容易出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应急起直追，利用计算机来储存史料。外人研究我国历史在收集史料上用力甚勤，收获很大，但在对许多问题论述上，往往达不到“鞭辟入里” 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中国缺少建立在大量感性知识上的理解。我们现在研究古代历史，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对古代文献中最基本的史料，有比较正确、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去收集材料，去发现问题，去研究问题。这样，我们可能和别人收集的材料一样，但因为我们有了整体的历史观念，在论述问题时，我们所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差别了。前些年，学术界存在着先有观念，再找材料的错误倾向，是应该杜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