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危害

一，学术研究与政治问题划不清界限。历史研究本来是学术问题，但在过去往往被搞成政治问题，这样谁在政治上掌权或在学术界称霸，谁就是胜利者，不给对方争辩反驳的机会，在这方面可能受了苏联的影响。40 年代在苏联的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当时在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把美国摩尔根学说看作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荒谬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大张挞伐。有人对李森科的专横霸道，不尊重科学的狂妄态度提出异议时，就会受到大肆围攻和人身攻击，会受到迫害。李森科把一个学术问题硬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依靠政治力量，粗暴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这根本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苏联，摩尔根学派被压下去了。但这不等于真理在李森科手里，摩尔根学派在欧美各国得到充分发展，取得很大进步，而苏联的生物学却大大落后了。

苏联生物学界这一幕丑剧直接影响到我国，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上海生物学界也演了这样的一幕。这种歪风也影响到史学界，在反右运动前夕， 天津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因在课堂上讲了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话，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被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一些人的眼中，一切社会都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大国更不可能没有奴隶社会；谁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党。这种荒谬逻辑把学术问题硬搞成政治问题。今天怎么样呢？主张一切民族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者恐怕很少了，反之，主张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欧洲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等，都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这是恩格斯论证过、苏联学者也承认的。亚洲就更多了。有些人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五种社会形态看作不管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必须经过的教条，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的论点。我国古代有没有奴隶社会，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现在还不忙下结论，更不应当扣帽子。学术问题的讨论不用百家争鸣的办法去解决，却用打棍子的办法去压服人，是徒劳的。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是真理，到今天还适用。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搞影射史学，伪造儒法斗争史， 大批特批孔子，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可是不久，“四人帮”倒台， 阴霾尽扫，孔子并未被打倒，儒法斗争史成为笑柄。“四人帮”对正直的史学家大肆迫害，但并无损于这些学者们的日月之明，不过彻底暴露这些反动分子的丑恶嘴脸罢了。

二，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每一句话都看成绝对真理，甚至把他们神化，对他们只有顶礼膜拜，不许有任何怀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史学界逐渐产生思想僵化现象。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大师的言论产生迷信和崇拜， 把他们的每一句话（不是根本理论）都看作永远正确、永不变动的绝对真理， 好象历史工作的任务只是用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言论的永远正确性，不许有怀疑或不同意见。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这样一来的结果，将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东西，就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三节里还要谈到。

三，极左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危害，是借口“古为今用”，却

用古人的故事来影射当前的政治、社会，美其名曰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搞影射史学。这种坏作风发展到“四人帮”而登峰造极。“古为今用”这个口号本来没有错，古代的历史家，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编书的目的就是用古代史事来为宋代皇帝作戒鉴。但是他们不歪曲历史，反之，他们力求历史的真实，所以他们还作一部《通鉴考异》，对不同记载尽可能考辨其真伪。此外还用“臣光曰”的论赞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建国以后， “古为今用”这个口号被提出来了，但应用这个口号在历史研究上却产生不少问题。应用这个口号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歪曲历史。歪曲历史就不能算古为今用，而是搞影射，搞影别就免不了歪曲历史。翦伯赞曾说过，过去他为了反对蒋介石，也搞过影射，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对，会歪曲历史，就不再这样做了。我们应当学习他的实事求是，不搞影射的态度。

应当怎样古为今用呢？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就是古为今用的很好范例。胡三省生活在民族压迫非常严重的元朝，内心十分痛苦，借给

《通鉴》做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陈老先生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作《表微》，处境和胡三省是一样的，所以借分析胡三省的注中的“微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感情。但他是根据事实说话的，一点也没有歪曲。象这样不歪曲历史而为当时所用，才能叫真正的古为今用，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

既然不会正确地做到古为今用，另一个毛病就是在教学或研究中胡乱把历史和当前政治生拉硬扯在一起，美其名曰：联系实际。比如说诸葛亮联吴攻魏是搞统一战线，而关羽破坏了统一战线，所以失败。说明神宗派大军去朝鲜抵抗丰臣秀吉是抗日援朝等等，不一而足。把古为今用看得那样狭窄， 简直是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既不高，历史知识又贫乏，在左倾思想严重的时期，往往出现古今不分的笑话。1972 年我校接受一项编汉语词典的任务， 把关于历史的几百条分配给我们，我分到先秦这部分。有一词条是夏桀，我就根据史书记载，把“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翻成白话写进去，一位军宣队的代表看了对我说：“怎么可以拿太阳比做桀呢？这是原则性的错误。” 他不懂历史，不知把太阳比做桀的是夏末的人民，而不是我。但是这问题和他是不能争辩的，因为他不仅不懂历史，更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神，神是不能侵犯的，只有对神崇拜，因此我只好把这些话抹去了事。这类例子当时常见，不足为怪。这说明某些人的头脑是古今不分的，而且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有古今不分的问题存在着。

四，左倾思潮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一些青年人只知搞一些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语录，奉为教条，而不认真读书，弄得历史知识非常浅薄，满足于一知半解。所以“四人帮”能使搞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一些人上了当还不知道，这是很可悲的。其根源在于不读书，因而也就被“四人帮”的花言巧语所欺骗。50 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用它来解决理论和史实的关系问题，意思是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带动历史研究，这等于说，研究历史不要从事实出发，而从理论出发，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受这种风气影响的人认为只要懂马列主义理论，只要自以为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处理史料就可以了，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史料，不必深入钻研问题。结果“以论带史”成了“以论代史”，历史研究也就变成放空炮了。范文澜曾写过文

章反对放空炮。实际上，研究历史决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第一，他们所说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往往是背一些教条，是否真正懂了都很难讲。第二， 由于不会读书，所以历史材料的年代、真伪、可靠不可靠、能用不能用，这些一概不知，见书就抄，合己意的则取之，不合的则弃之，东拼西凑地写一点所谓历史文章，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是很可怀疑的。我们今天研究历史， 不能完全沿用旧史学家老一套方法，但同时也不能把过去的好的史学传统一笔勾销。前人的治学经验中有很多好的、有阶值的、应当学习和值得借鉴的东西，特别是许多优秀学者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我们今天正应当大力提倡。有人一提考证，就说是烦琐考证，不能搞，这是很大误解。我们搞考证，完全可以不搞烦琐考证。其实，有的考证乍看起来是烦琐的，零碎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不是完全没有阶值，它可以教人在研究历史时要一丝不苟，不能满足于“差不多”。完全不搞考证， 结果是连你所用的史料的可靠程度都不清楚，那就好比是把房子盖在沙滩上，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即便你的论点再有力，发挥运用得再好，一旦有人证明你所用的材料都是不真实的，或是被歪曲了的，你的全部大厦就土崩瓦解了。“四人帮”搞的什么儒法斗争史就是这类的最坏的典型，他们所用的那些所谓历史材料都是根本经不起一驳的，所以他们的文章就毫无价值。

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党用大力拨乱反正，左倾思想在学术界没有市场了，但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对这种危害不能失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