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辨伪的发展

有人作伪书，自然会有人出来作辨伪工作。这方面的知识也不能没有， 今简单介绍一下。

古人很早就开始了辨伪的工作。孟子读《尚书》，就曾经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对《尚书·武成篇》提出疑问，而有所取舍，这就是辨伪的开始。但这时人门的历史观念还是比较原始的，他们没有客观衡量古史是非的概念，而多是以某些思想原则作为模式，去套上古的历史。孟子认为《武成》不可信的依据就是其中有“血流漂杵”一语。孟子的见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根本不会有流血，更不会有“血流漂杵”的事。相传武王伐纣，纣兵倒戈，纣自焚死，没有血流漂杵的事是在意中，但只根据这点就否定《武成》未免过于主观，但古书不尽可信则是事实。

我们说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思想史或文化史的一个大发展时代，同时也是对古史记载开始混乱的时代。因为当时的学者都借“托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因此就有各种各样的古史系统，这样又必然导致一些学者对这些古史系统的否定。这一时期的辨伪，主要不是表现在对某本书是否伪作的讨论上，而多是表现在对诸家编造的远古历史系统的否定上。例如荀子，他对诸家所说的上古系统就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这是从历史久远，故其政不可详知的角度，否认各种传说的真实性。韩非的意见则更加激烈，他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举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这种疑古的作风发展到汉代，由于伪书的大量出现而更加发展。《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书，好多都是伪书。凡书名下注有“依托”、“似依托” 等字的，就是班固辨伪的注文。东汉末儒家大师马融的辨伪眼光则更为犀利， 他不相信今文《尚书·太誓》篇所说武王伐纣渡河时，“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史记·周本纪》引之）之类的传说。马融认为，先秦古书，所引《太誓》都不见于今文《太誓》，这些神怪之事都属于“子不语”的范围①，确是很有见地的。可惜这种辨伪精神在此后很长时期末被继承下来。

到了唐代中叶，疑古辨伪之风开始发扬，刘知几作《史通》，有《疑古》、

《惑经》二篇，对《尚书》、《春秋》提出疑问。在《疑古》篇中，他针对古代记载间的矛盾，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质疑，虽所论未必完全正确，但此种风气一开，可以说对一向迷信古书，不敢提出一点疑问的食古不化的学风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冲击。稍后有啖助、赵匡等人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他们不信《三传》对于《春秋》的解释是正确的，因而主张学者读《春秋》应当抛开三传，从《春秋》本文中去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承继了这一学风，对先秦诸子进行分析，认为《鹖冠子》、《鬼谷子》、《文子》、《列子》等为伪书，甚至提出《论语》成书距孔子年代甚

① 马融说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尚书正义》疏中。

远，“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柳宗元集》卷四）。这些都为后代学者深入辨析古籍的真伪，奠定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基础。

宋代疑古风气又进了一步，有的学者甚至怀疑经书。欧阳修撰《易童子问》（《欧阳文忠公集》），辨《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作。其辨说的宗旨是，《系辞》等杂取众说，择之不精，显然非出于一人，不是圣人所作。这就从思想统一、内容统一的角度提出了辨伪的原则。欧阳修还对《周礼》提出了质疑，认为《周礼》是后出之书。他仔细地计算了六官之属见于经者达 5 万余人，还不算下级官吏，这样庞大的统治机构在周代社会生产条件下，是无法供养的。同时他还指出，从历史的记述看，“大抵皆秦制也， 未尝有意于《周礼》者”。这两点论证，不论从分析方法和说服力上，都是很好的。苏轼也从周初地域狭小，而《周礼》所载地域广阔的矛盾处分析， 指出《周礼》为“战国所增之文”。这些对后代学者都有很大的启示。北宋时期形成的疑古之风发展到南宋，就达到了新的水平。这里值得介绍的是郑樵和朱熹这两个风格截然不同而都有功于辨伪的人。郑樵是位史学家，所以他能从客观角度对古史及史料提出独到的见解。在《诗辨妄》中，他指出：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这就从拘泥于古人的藩篱中解脱出来。他还指出：“《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对前代学者的学术倾向，他也提出批评，如对郑玄，他认为：“郑书生家，太泥于三礼、刑名、度数。”“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识大道之本，自汉儒始。”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至于朱熹，则是一位思想家，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他上承二程的学术传统，试图用由上古圣贤以至孔孟，再下沿至宋的“道统”，作为一条思想发展的主线。但由于时代不同，人们的认识与眼光也就不同于前了。在许多方面，由于朱熹具有犀利的洞察力和系统的思想，他能对许多古史提出新的见解。他对古文《尚书》的真伪辨说非常有见地：“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 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朱熹将《易经》与《易传》分开，

《书经》与《书序》分开，《诗经》与《诗序》分开，《春秋》与《左传》分开，这种作法对后代学者有区别地对不同时代的史料进行研究，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明代心学盛行。学者空言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但在辨伪方面也出了几个著名人物，如宋濂、梅鷟，胡应麟等人。宋濂作《诸子辨》，按着子书的成书年代和托伪时代的顺序进行排列，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方法对后人很有影响。梅鷟著《尚书考异》、《尚书谱》等书，力斥古文《尚书》之伪，认为它是皇甫谧伪造。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孔序》及增多的25 篇古文，都是从其它古书中摘录而来。这种方法，对清代阎若璩、惠栋等进一步为伪古文《尚书》定案是有益的。到了晚明，胡应麟受以前诸人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考辨工作上又有了新的进步，一方面扩大了伪书的范围，遍及四部，著一部比较系统的《四部正■》，一方面又把伪书分为 20 类，并总结出辨证伪书的八条方法，这些对后来的学者从事辨伪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清代考辨之风最为盛行，从文字训诂到古书、古史，无不加以批判、考证，此风至乾隆、嘉庆年间达到极盛。清初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是继

《四部正■》之后的辨伪专著。其专攻一书的，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等书，专就《尚书》的真伪进行深入地研究，广证博引以求真，于是，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被判处“死刑”。清初胡渭的《易图明辨》，考出宋人所传的太极无极的易图是道士陈抟搞的把戏，与儒家无关。万斯大作《周官辨非》，指出《周礼》是晚出的东西，与古书古礼往往不合。其实《周礼》一书不合周礼之处甚多，万氏不过发其端而已。乾嘉时期考古辨伪之风盛行， 有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辨伪》，把王肃伪作《孔子家语》的根据都找出来了。清代辨伪著作甚多，不能遍举，以上只举几个例子。

研究古史离不开考证，辨伪是考证的第一步。把伪造的、不可信的材料剔出去，才能得出确实的、正确的古史，这就是考证（详见第四章）。就是说必先破，才能有立；考证是破与立的结合。在古史辨伪考证方面，清儒取得成绩最大的是崔述，他的名著《考信录》是在古史研究方面空前杰作。民国初年，顾颉刚先先继崔述之后，在北京大学提倡疑古之风更力，他将自己和当时人关于古史的争论文章编成为一书，名《古史辨》，又把前人辨伪之作编成《辨伪丛刊》，这些对当时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者来说，对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与正确的结论以及其研究方法，都要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这样，不仅我们可以对真正的古史有所把握，也不会搞出许多笑话。对史料的辨伪工作，是史学界应当注意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