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础知识

关于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除了理论和古文之外，还要做些其他准备， 对于目录、校勘、年代、地理、职官、史讳等，都应掌握一定的知识，有比较基本的了解。这些问题，本书不可能详细叙述，这要参看专书。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目录学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 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当代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他们治史都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为什么前人如此注重目录学？因为要研究历史，必须先要知道，前人有哪些历史著作或文章，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一般参考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书有什么不同的版本，哪些版本是最好的，如此等等，这样你才能开始读书。一般读史是这样， 读专史、搞研究工作，更要这样。

目录学的书，过去初学常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详列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等，翻检颇易。解放前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补收了一些原书未收和后出的书或版本，条理清楚， 初学者按图索骥，便可得读书门径。该书解放后有中华书局新印本。史学论文方面的目录，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学论文索引》， 以及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年鉴》。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刘歆《七略》撰成的

《汉书·艺文志》。《七略》北宋时已亡佚，因此《汉书·艺文志》就成了我们今天识别先秦古书与学派源流的必读书。《汉书·艺文志》把古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但没有史学一类，史籍被分散在有关的类目中，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纪》被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高祖传》、《孝文传》入于诸子略的儒家类。这种“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的现象，说明当时史籍还只是经书的分支。魏晋以后，史籍增多，逐渐出现了四部分类法。唐代魏征主持编纂《隋书·经籍志》，正式定名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直到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仍按这四部分类，故名曰“四库”。《四库全书》编纂时，编者于每一书，对其作者、卷数、版本以及书之源流及优缺点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放在每书之首；又汇集全部提要为单行本，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大型的目录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十八世纪以前的典籍，极有参考价值。近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 订正《提要》的讹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校勘学 校勘是根据古籍不同版本，比较文字异同，纠正错讹，恢复古籍本来面目，和版本、目录学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的校勘学，常常是把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的工作一起来进行的。

我国古书的历史，最初写在竹木简上，后来写在帛上，再后写在纸上， 唐代才有雕版印刷。在长时期的传抄中，错字、错句、错简、重复、脱落、添加等种种错误极多。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即皇家图书馆）， 主要是搞校勘工作，当时叫做校雠。此后流传下来的书，绝大部分是他们校过的。自有刻本之后，错误减少很多，但有的书由于校勘不精，错字错句仍不少。另外，封建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对古籍中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加以删削、篡改。例如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曾下令，对明人

所刻书中所有违碍字样一律删削，或改变字句，于是原书面目就改观了。所以古人读书很注重找好版本或专家校对过的版本。如《史记》，南宋黄善夫本，明代震泽王氏的刻本是比较好的，清末张文虎又作了校正。中华书局印的标点本《史记》，就是以张本为底本的。

校勘在古代很早就开始了。《吕氏春秋·察传篇》讲，子夏过卫，有人读卫史“晋师三豕涉河”，不懂，问子夏。子夏说：“三豕”是错字，应该是“己亥”。古时以干支记日，己亥是晋师过河的日子。“亥”字的古文与“豕”字形体差不多，亥被写成豕，是形近而讹。“己”字为什么错成“三” 呢？容庚编的《殷墟卜辞》中有一条：“壬辰卜，大贞，翌己亥⋯⋯”，其中“己”字正作“三”。甲骨刻辞多先刻横画，后刻竖画，此条忘刻了竖画， “己”就成了“三”。大概卫人所见的史书，是刻在竹木简上的，所以和甲骨文发生相同的错误。

又如《尚书·金縢篇》有“予仁若考能”一句，这里的“仁”字很有问题。因为“仁”字这个概念在周初恐怕还未产生；到春秋时期，特别是经过孔子的宣扬，才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学说。《史记》引这句话作“旦巧能”， 没有“仁”字。可见此篇中的“仁”字是多余的字。“考”字《鲁世家》作“巧”，二字古通。“予若考能”同于“旦巧能”。《史记》的记载可以订正《金縢》的抄写之误。

《汉书·刘歆传》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这段话肯定有错误。《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安国死得很早，不会在汉武帝晚年的天汉年间还活着。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在荀悦的《汉纪》里发现此段记事，在“孔安国”后有一“家”字，问题才搞清楚。不是“孔安国献之”，而是孔安国的后人献之。一字之差，关系重大，于此可见校勘的重要性。

古书中类似的脱文、衍文、错讹、倒置现象非常之多。如贾谊《新书》“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一句，有的刻本作“天下不振”，多一“不”字， 与原义完全相反。又如，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 所以书幡信也。”这段话中，“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二字应移“秦隶书”之下。因为史书记载小篆是李斯作的，隶书是程邈作的，把这十二字放在小篆之下，显然是错简。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校勘学的基本知识，这样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才真实可靠。

校勘也不一定都用于古代书籍，无论古今，错字是会经常在书上碰到的，我们看书时要有警惕性，不要认为凡是书上印的就一定是对的。在新印的古书里，这种问题同样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辨别，善于看出印书的错误，并设法找到旧的版本去对照更正，我们读书时对这种事要细心，稍一马虎便会出错。举一个例子，陈援庵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一文里讲到敦煌出土文书中有西凉（东晋时李嵩所建国）户籍残卷，记一人名“德，年廿一，驿子”。今中华书局所印《敦煌资料》，“驿子”误为“释子”。陈先生说：“驿子”见《北齐书》卷一

《神武记》：“梗阳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据此，驿子即驿

卒，是担任驿站差役的士卒，故以力闻。今误作释子，则变成和尚了。当然， 象这样的校勘，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用这样高标准要求初学，这里只是说明，在新印的书里，校勘的事也是不可忽略的。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先生在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为四种，这里简单地讲一下：

1. 对校：用一种年代更早或更好的版本和要校的本子两相对照，不管对与不对，把不同之处都记在要校的本子上。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名为对校。

2. 本校：没有更好的本子，而就本书中不一致之处前后相校，发现问题，名为本校。

3. 它校：没有不同版本，或虽有不同版本但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用其他书来校。如上文提到的用《史记》校《尚书·金縢》的“予仁若考能” 的“仁”字是衍文。《汉书·刘歆传》中“孔安国家献之”这句话中掉了个“家”字，无论什么版本的《汉书》都没有这个字，阎若璩便用荀悦的《汉纪》来校正，补上这个“家”字，就是它校。

4. 理校：上述几种条件都不具备，而又解释不通，只好从文理上去考虑是否有错误，这叫理校。理校不能轻易用，很容易弄错。但是，学问广博而又细心、对古籍真有研究的专家，往往用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成绩。举一个例：北宋时编的《文苑英华》，是续《昭明文选》的，共一千卷。有个叫彭叔夏的作了一本《文苑英华辨正》，专门考证、校勘《文苑英华》中的错误。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引了《太祖皇帝实录》中的一句话：“兴衰治□ 之源。”彭认为句中缺的一定是个“乱”字，但他未敢冒然添上。后来又遇到个好的本子，才知道缺的是个“忽”字（“在治忽”，见于《尚书·益稷篇》）。“忽”与“乱”意思相近而程度比“乱”稍差。由此可见，理校不可轻改古书。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生校过不少书，在遇到他认为是错字的，就注上“某，当作某”而不改原字，说明古人校书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印书，有的轻于改字，是不好的风气。此风盛于明朝，清朝人有这样一句讽刺的话：“明人刻书而书亡。”这虽然是夸张之辞，但它说明使人看不清原书面貌是明人刻书的毛病。这个毛病现在还有，所以，我们今天在重印古书的时候，应该注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要轻易改字。就是有证据也最好不改原字，而用郑玄的办法做个小注就行了。至于成语、典故之类一望而知其误的，当然可以改，情况不同，自当别论。

年代学 年代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事件没有年代，就弄不清事件发生的先后，就无法了解它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古人很重视纪年，但由于历代历法变更，纪年方法改变，干支前后重复，加以年代久远，记载讹误缺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唯其如此，我们才应当对年代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中国历史有可靠记载的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开始的。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即始于此年。现在我们看史书，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个朝代的年代，大都是史家推算出来的， 各家说法并不一致，尚无定论。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依据天文历法、地下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推算会越来越趋于准确。

中国历史纪年有如下特点：

一，从西周共和元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前，一般是以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有年数而无年号，如：周宣王元年、鲁襄公四年之类。一般每一王公即位就改换一次纪元，只有个别中途改元。金文则只有“唯王×祀”或“唯王××年”，并无某王的谥。这样就给古代史的年代学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人们写年表，用公元相参照，就方便多了。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上书“庚申”，乃东晋人徐广所增。古人以干支纪日，没有用干支纪年的。干支纪年始于后汉章帝改历时，钱大昕曾论及①，有人说干支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庚申，那是大错。

二，古代帝王无年号，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使用年号②，一般每个帝王即位的次年即改用一个新的年号，许多帝王在位时也常常因故改元，改元即改用新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位 45 年改了 11 个年号；唐高宗在位 35 年，用

了 14 个年号；武则天在位 21 年，用了 17 个年号。明清两朝则是一帝一个年号。明太祖朱元璋制，令子孙每个皇帝只能用一个年号。清沿明制，所以明清人们常常用年号来称谓皇帝，如万历、崇祯、乾隆等。实际上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乾隆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封建社会里，按帝王的年号纪年，是“奉正朔”的表示，用哪个帝王的

年号，即表示服从哪个王朝。封建统治者改元建号，自己说是“顺天命”、“奉天承运”，要求一切服属于他的地方和人民都奉行他的正朔。然而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就不承认封建帝王的正朔，而用自己的年号纪年。此外，历史上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政权也常自立年号纪年，因此，历史上的年号是很多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如五代十国的吴越，一方面承认中原政权的年号，一方面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自立年号。又如明末遗民不承认清政权，纪年不用清朝年号而只用干支，而清初的一些文人为了讨好清朝，在明朝还未亡时就改用清年号。这些在年号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历代纪年的工具书，古人的著作不是亡佚了，就是不适用。今人著作有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万国鼎的《中国历代纪年表》、荣孟源的《中国历史纪年》，都用中西历对照，便于参考。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简便适用，惟先秦部分错误遗漏之处不少，使用时应注意。

年代学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历法。

相传我国夏、商、周三代，曾用过三种不同的历法：夏代以建寅之月， 即今农历的正月为正月，名为夏正；殷代以建丑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二月为正月，名为殷正；周代以建子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名为周正。这就是从古相传的“三正”说。对于这个传统的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三正”可能不是指三个朝代的历法，而是指三处不同地方的人民使用的历法。秦以后，除秦朝和汉初以建亥之月，即今农历的十月为岁首，王莽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武则天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外，其余朝代均是用夏历（亦即夏正），又名农历。直到今天，民间实际上仍用的夏历，不过改岁首为春节罢了。

我国历法的特点是一种阴阳历，不是单纯的阴历。所谓阴阳历就是一方

① 详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十二诸侯年表条。

② 一般认为年号始于武帝“建元”，但真正年号则始于“元狩”，其前之“建元”、“元光”乃追记嘉号， 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

面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回归年的天数（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为一年和二十四节气的根据；一方面又以月亮绕行地球一周，即朔望月的天数（平均

29.5 日）为一月的根据。这样可以使每月的朔日必在初一，望日必在十五或十六。但是，12 个月的总天数只有 354 日，比回归年的天数少 11 天。于是我们的祖先就用闰月来补足这个差数，调整阴阳历年月之间的差距。闰月， 古代多安排在一年之后（名为“年终置闰”），所以甲骨文里常常有“十三月”、“十四月”①的记载。汉初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称闰月为“后九月”。汉武帝太初元年改行《太初历》，把闰月分散在各个月份之后（名为“年中置闰”）。清代颁布《时宪历》后，规定不再有闰正月和闰十二月。

懂得各代历法的差别，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好处的。比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陈涉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起兵，到二世二年十二月，陈涉亡。乍一看，陈涉起义是持续了一年半，然而实际上只有半年。因为秦以夏历十月为岁首，陈涉于二世元年七月起兵，二世元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加上二世二年的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一共六个月。如果不懂历法，就会误解为一年半了。

现在我们通常用中西历对照来给历史事件纪年，这是很方便的。西历公元元年当汉平帝元始元年。如果你要了解历史上的事件发生在西历多少年， 可查上述各种年表。

与历法相关的问题是干支。干支的发明和运用，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我国古代以干支纪日，但不用以纪年。现在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中，都用干支来纪日。办法是以 10 个天干，即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和 12 个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互相配合，以 60 为一周，周而复始。后汉章帝元和二年改定历法，才开始用干支纪年。目前，确定中国历史上的历法、干支、年号搭配关系的工具书，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最为适用，为史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

古人还经常用岁阳、岁阴作为干支的代名词。如《楚辞·离骚》屈原说自己“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摄提，即摄提格。古人把天宫划为 12 等分，以十二支来命名，名为十二次。以岁星（木星）在天空运转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岁星在寅，叫摄提格。孟陬，即孟春正月。夏历正月建寅， 称陬月。庚寅，是屈原降生的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生在摄提格（寅） 之年，孟春正月的庚寅这一天，亦即于寅年寅月寅日降生①，时当公元前 340 年左右。古史以岁阳（干）岁阴（支）纪年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如壬寅年，《通鉴》即写作“玄黓摄提格”，用岁阳、岁阴纪年以代干支。这些名词复杂、古怪，不便于记忆，所以史书很少用它。关于岁阳、岁阴的名称，可查《尔雅·释天》。现在的辞书，如《辞海》，亦可查到。这种已废不用的名词，可不必去记它。

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亦称沿革地理，它不是以现今地理，而是以过去的地理为研究对象。所谓过去的地理，主要不是指气候、地震等自然现象，而

① 研究殷代历法者往往强调殷历有十四月，实有可疑。据甲骨文专家说，十四月只见两条，一条是摹本， 多出的一画并非真是一画，十四月仍应看作十三月。另一条尚未发现问题，这样，“十四月”在几万片甲骨中变成孤证，会不会是契刻之误呢？

① 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此处用一般的说法。

是指历代疆域、行政区划的沿革，封国、都邑的兴衰与变动，民族的迁移， 交通的变迁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按四部分类，古代所有的地理著作都属于史部，一般正史也都有“地理志”，或称“郡国志”，而且兼载前代地理的内容。由于地名变化太大，往往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如无这种基本知识，就会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所以历史地理的知识，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以行政区域的变革为例，我们现在以省和自治区为一级行政区划；但在历史上，一级区域却有州、郡、道、路、行省等各种不同的制度和名目。具体一点说，周代，王畿之外是诸侯国；秦统一六国后，改诸侯封国为郡县， 郡是一级行政区划。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咸阳附近名为内史，内史以外设 41 个郡；西汉，郡以上另设州刺史部，都城长安周围设司隶校尉部，

其他各地设 13 州，即冀州、幽州、并州、朔方、凉州、益州、交州、荆州、扬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这还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和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汉以后，州的辖境逐渐缩小。到唐，州上设道，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宋代改道为路。元丰间（公元 1078—1085）共有 23 路，即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路、秦风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成都路、樟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唐宋的道、路都不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元代在路上设行省。都城大都（今北京）附近设中书省，中书省外设 11 个行中书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明代改中书省为直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民间一般还称省）。当时有南北两京（即今南京和北京），因此有南北两个直隶省。13 个布政使司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清代都北京，保留明代北直隶，取消南直隶。清后期共 23 个省，直隶外，有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原隶福建，光绪十一年改行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此外，还有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几个地区。一级行政区划的沿革就这么复杂，二级、三级、四级的变动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地名的沿革和变化，对考究史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些地名是一定时期的特称，如郦道元为之作注的《水经》，历来相传是东汉人桑钦所著， 而清人根据《水经》上把“广汉”“晋宁”写成“广魏”“魏宁”，认为是三国时魏人所作。因为“广魏”“魏宁”是三国时的特称，非东汉所有。清朝钱大昕是善于用官制、地名考证历史年代的史家，他发现《晋书·地理志》“侨州”上加“南”多字，如“南豫州”“南兖州”之类，觉得不对，因为我国州郡同名而分南北是南朝刘宋以后才有的事。东晋之初，北方的地主官僚南迁，用原来在北方的住地名称称新居之地，在江淮间侨置徐州、兖州、青州等“侨州郡”。南朝宋刘裕灭南燕，收复原来的青州、徐州等故土，乃称北青州、北徐州等。侨立州郡仍沿其名而不称南。永初（公元 420 年）之后，刘裕下诏除北加南，即除去北青州、北徐州等地名的“北”字，而在南方侨置州郡之前加“南”字，于是才有了“南青州”、“南徐州”等名称， 所以，《晋书·地理志》侨州加南字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

呢？原来，今《晋书·地理志》修成较晚，是唐太宗令房玄龄等官修的。刘宋时代虽晚于晋，但《宋书》修成较早，南朝梁时即告成。《宋书·州郡志》载侨州有南字，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人修《晋书》，废以前十八家的《晋书》，其《地理志》全抄《宋书·州郡志》，“史家昧于地理”，“不识限断”，结果前代之史误用了后代的地名，闹了笑话，造成混乱。以此也可以看出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我国古代都邑变迁、水道改流的变化十分剧烈，以黄河改道为例，传说自公元前 602 年（周定王五年）开始，黄河频繁改道，历史上较大改道 26 次，小改道不知有多少次。黄河改道涉及的范围，波及自河南荥阳、武涉以北的华北平原大部，最北从天津附近入海，最南则夺淮入海，后来又由淮河南入于长江，再入于海。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能不知道的。所幸，我国古代关于历史地理的著作甚多，从《禹贡》开始，到《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重要的地理书。尤其是《水经注》，作者以水道为线索，对东汉郡县的地理位置、建置情况、沿革情况以及周、秦、汉、魏等历朝故都乃至宫阙、苑囿、官署、仓储、城市布局、街市规模、陵墓遗迹等都有不少叙述。我国地图绘制也出现得比较早，战国时代已有地图的应用。秦并六国，把列国律令图书集中于咸阳。刘邦入关，萧何独先入宫，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绘在缣帛上的军事地图。到宋代，地图开始多样化，出现了木刻或石刻地图。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人作的地理书专著，现存的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清代嘉庆时重修的《清一统志》等书。此外还有大量的各地方志书，它们不仅是地理书，而且是一个地方的无所不包的史书，是应当探索的资料宝库。

清代研究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很多，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都是很好的参考书。解放后，我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已成为一门包括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内的独立学科，有很多精辟的著作问世，同时，还出版了一整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职官 官制是国家政权性质的反映，也是国家机器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在阅读古书和研究古史时，经常会遇到职官的问题。但是，我国古代的官制源远流长，历朝建置纷异，甚至一朝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其间因革损益，极其复杂，很容易弄错。因此，虽然二十四史大多有记述官制的专志，而且《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以及历代的《会要》也都有专章考述历代职官的流变，但要掌握历代职官的性质和变迁并不是容易的事。为了读通古书，做好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对古代职官制度的产生、演变、消亡的过程及每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对中央职官机构，地方、边区的主要职官，以及历朝有关职官的爵位、品秩、俸禄、考课、致仕等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很容易出错误。

例如，有人看到《左传》定公十年有“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 孔丘相”的记载，就说孔子当过鲁国的宰相。其实这里的“相”，是傧相、赞礼的意思，并不是宰相。春秋时，各国多无“相”的名称，最高执政官的名称各国都不一样。鲁国没有相，执政的是孟孙、叔孙、季孙三卿；齐国是国、高二卿，齐桓公用管仲执国柄，但管仲只是下卿，位在国、高之下，并

无“相”名；宋国有六卿，秉国政的是左师和右师；楚国掌全国军政大权的是令尹；晋国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帅，不仅统率三军，而且管理民事， 如晋灵公时的中军帅赵盾，就曾颁布过一系列冶国法令。相的名称最早见于齐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置左右相。入战国后，各国或设相，或有相而无相名。如史称苏秦佩六国相印，即是有名无实。史称“商鞅相秦”，其实商鞅时秦尚无相职，他的最高职务是大良造。秦武王二年初置相，分为左右相。到战国末期，秦国才有“相邦”（即相国），如吕不韦曾为秦相邦。始皇即帝位，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共掌中央政权。汉初承秦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汉武帝时，大权在皇帝手里，丞相形同虚设，没有实权。其后，霍光辅佐昭帝，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事实上的宰相。西汉末年，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号称“三公”，实无相权。东汉光武时，三公位仍极尊，却已只是荣誉职务，不掌相权，尚书台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其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魏晋以后，因尚书台权力过大，另设中书、门下二省，于是三省首长同为宰相，共议国政。到唐初，大权在尚书省，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后来，皇帝为了不使三省长官握有重权，规定三省长官必须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衔，才能参与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三省长官只存空名。宋初，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号称“两府”，但真正的宰相必须加“同平章事”衔，副相称为“参知政事”。元丰改制后，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作为宰相。徽宗时，又把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高宗时，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孝宗时，又改称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可见宋代的官职并无一定名称。元代的政务中枢是中书省，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左、右丞相则是其下属官员。明初沿用元制，一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后又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以翰林院官员加殿阁大学士衔，参与大政，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辅臣称为“首辅”。清初袭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总揽朝政，军机大臣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中国古代官制的复杂性、多变性，于宰相一职即可见其一斑。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就会如坠五里雾中。

古代官制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职守范围不严，职别分类粗疏。如《周礼》说西周官制，冢宰为六卿之长，每卿属官各 60，共 360 官，分工极其细密， 完全不符合史实。比如《周礼》地官司徒是掌理教育、赋税、产殖等事务之官，但是《舀壶》铭文有“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的记载，可见司土（徒）管理成周八师的军队；《舀鼎》又说王命舀“更乃祖考司卜事”， 说明司徒还管理卜事；《■簋》说“王曰■，命女作司土，官司藉田”，则又管理王的藉田；《免簠》说“命免作司土，司奠还■眔吴眔牧”，则又管理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和畜牧官等。再如《周礼》冬官司空（此章已亡）， 是管理工程之官，而《扬簋》铭文却有：“扬，作司工，官司■田甸、眔司居、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司”的记载。足见司工（空）不仅可管理田甸、司居、司刍等官，还可以管理“司寇”之官，而司寇在《周礼》中是与司空平起平坐的，同为六卿之一，职掌刑杀。从金文诸例看，西周的官职并无一定。

这种职守不清的情况，直到秦汉时代还存在。例如汉代的大司农，是国家财务总管，但又兼管仓储、水利、货运乃至各种官卖事业；中尉（执金吾）

是管治安的，可是也管造船；太常是主管祭祀的官，但又管医药，等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特点，就非上《周礼》的当不可。

前面我们以宰相为例，说明同一职务在不同朝代职名歧异。同样，同一职名在不同朝代，职守又不尽相同。例如，汉代的司徒、司马、司空号称“三公”，地位极高，但在西周时却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据 1975 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记载，裘卫等贵族在一块土地的交易达成协议之后，命令司土、司马、司空去办理，可见他们职务不高，这与《尚书·立政》所见是相同的。《立政》中司徒、司马、司空列在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等职之后。可见时代不同，同名的职官，其地位权力会有很大差异。

以上为中央官制的大概。

关于地方官制。先秦时期，各国实行封建割据，一国之中只有封君的采邑，没有地方行政官。晋国虽有县郡大夫之名，但仍是采邑性质，而不是行政单位，不可混同。自秦统一后，才于全国设郡县，为地方行政区域。以后历代相承，都实行郡县制，只有在特殊时期有例外，如汉初封国与郡县并行， 景帝开始削藩，逐渐归于统一。历代鉴于分封割据，尾大不掉，故封王只衣租食税，有名无实。唐代安史乱后，河北各地形成藩镇，拥兵自立，形成割据，这都是特殊情形，并非制度。

有时甚至同一官名在同一时代，因地区不同，职权相差也很大。例如春秋时的太宰，在吴国相当于相，伯州犁之孙嚭就曾担任吴之太宰，掌国政。楚国也有太宰之职，伯州犁、子商、薳启疆、犯等都当过太宰，但他们都是楚相令尹的下属官员。郑国的太宰也不是相，《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太宰石■作为良霄的副手出使楚国。宋国的太宰位在六卿之后，地位也不高。所以绝对不能一看到太宰二字就统统认作宰相。

有些地区偏离中原，不仅文化独特，而且官制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是如此。楚国的最高武官称柱国，与令尹分掌文武大权，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为司败或名廷理，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司寇； 掌管百工技艺的官称为工尹或工正。屈原曾当过“三闾大夫”，其职掌是负责楚王族中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还有许多以“尹”为名的官，如芋尹、陵尹、清尹、连尹、卜尹、乐尹、门尹、宫厩尹等等，中原各国，这种官不称尹，而称正。

秦以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郡置守、卫、监，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 县则有令、长，为一县之首，又有丞、尉，为其副手，分管政务和治安。郡、县下又分设曹、掾等吏。汉的郡守称太守。武帝时，全国又分为 13 个监察区， 称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后改为州牧），汉末始变为行政区，在郡之上。魏晋南北朝时，刺史多掌兵权。隋唐间，州、郡设置无常，县的行政长官统称令。宋代派中央官员出掌县政，称“知某某县”（简称知县）“知某某州”

（简称知州）。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机关，于地方则置行中书省。明初沿袭元制，后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清代省级长官称巡抚，几省之上又设总督，主要管军事，位在巡抚上。明清省下分为数道，道下有府、州、县。府、州、县的长官分别称为知府、知州、知县等。

以上是秦至明清中央和地方官制最简单的轮廓。实际上，各朝代中枢或地方上的官吏建置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初学历史时，不能不对它有一个基本

的了解。

历代统治阶级又把众多的僚属官员，按职秩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品阶，这就使古代职官制度更趋复杂。常见的职官阶级分类，有品、阶、勋、爵等项制度。

品：汉代以俸禄多寡作为品秩高低的标志。如：三公万石，九卿中（满） 二千石，州牧太守二千石。曹魏则以职官高低把官吏分为九品。北魏到唐宋， 九品又分正从，四品以下，每品又分上下，一共九品三十阶。元、明、清沿用九品之制，每品分正从，共九品十八阶。

阶：隋唐对官员一般授有“散官”和“职事官”两种官号。散官的品秩称号，称为阶，又称阶官，实际上只表示官员的等级，并非官职。例如，唐文官散阶：从一品称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称特进，从二品称光禄大夫等等。唐代一个官员某一时期的阶官和所任的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相同。阶官高于职事官的，在职事官前加“行”字，阶官低于职事官的，加“守”或“试” 字，以示区别。

宋代散官称寄禄官。明清官阶和职事一般相符，但亦可特授较高级的阶

官。

勋：唐时在某些散官官号之前又加酬赏军功的勋号，称为勋或勋官。勋

官有十二级（称转），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等等。后代沿袭唐制，品级略有更改。清代则勋爵合一。

爵：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汉代的封爵，实际上只有王、侯二等。汉初异姓也封王，后来“非刘氏不王”，王成为皇子特有的封爵，异姓受封者通称列侯。三国以后，历代封爵有所变更，但同姓封王，异姓封公、侯、伯、子、男，却成了一般的定爵（个别异姓也封王，如唐郭子仪封汾阳王）。明清以后，皇室封爵和异姓封爵又有很大变化，这些就不再细说。

总之，我国古代官制极其复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会大量遇到这类问题，清人陈芳绩著《历代职官表》可以参考。如果想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则还要作专门的学习。

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臣下对君主或尊长的名字、或与君长名字相同的字音，都不能直接称呼，而不得不改用其他称呼，这就叫避讳。讳，指那些臣下不得直接称呼的名字。避，就是回避， 躲开。

避讳反映到古籍记载方面，给史书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混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此不能不严加注意。

史籍中的避讳，有下列几种情况： 1，改字。即在史书中遇君长之名或君长之名的谐音字，用其它的义近

字来代替。这种避讳方法始于秦汉，历代沿用不废。

例如，秦始皇名政，政、正同音，《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即改正月为端月。汉高祖名刘邦，班固《汉书·食货志》引《尚书·皋陶谟》“万邦作乂”，改邦为国。文帝名恒，改恒山为常山，改田恒为田常。景帝名启，改微子启为微子开。武帝名彻，改蒯彻为蒯通。明帝名庄，改庄助为严助，《汉书·叙传》改“贵老庄之术”为“贵老严之术”。又如晋文帝讳昭，改汉王昭君为王明君。如此之类极多，稍不注意，即会犯错。

如六朝古都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建都建业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

改名建康。三国曹魏时的重镇邺，改名为临漳。

唐高祖李渊之祖名虎、父名晒，唐人修撰八史（《晋书》、《梁书》、

《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凡干支纪年的丙字，都写作景。《晋史》中不称刘渊，改称其字元海，为避李渊讳；不称石虎，改称其字季龙，为避李虎讳。唐太宗名世民，改《世本》为《系本》，改古书的“世”字为“代”。太宗令：“二名不偏讳”，只避一字，但唐人并不完全遵守这个原则。高宗讳治，古书中“治”字改为“理”。中宗讳显，改中宗年号显庆为明庆。玄宗讳隆基，改高宗年号永隆为永祟。清人避讳甚严，犯者得重罪，一般采用改字法，如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称郑玄为郑康成，或用上讳二字代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2，空字。即将应避之字空而不书，或写作“某”，或写作“讳字。例如，《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某即汉景帝刘启。

《说文解字》对安帝以上的东汉皇帝的名字，都避而不书，仅作“上讳” 二字占其位置，更不释形义。《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亦仅书“讳”字， 如不仔细揣摩，便摸不着头脑。

空字避讳，如唐人撰《隋书》，为避李世民讳，把王世充写作“王充”， 极易与汉王充混淆。

3，缺笔。对所避讳的字略去最后一笔不写，宋人避讳多采此法。我们在宋版古书中见到的（胤）、（恒）等字，即属于这一类。

以上介绍的避讳，属于“国讳”。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还避“家讳”， 即为其父、祖的名字避讳。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因此，司马迁写信或著《史记》遇到名谈的人，就以“同”字代之，如他写的《报任安书》： “同子参乘，爰丝变色”，同子即指赵谈；《赵世家》的张孟同，就是《战国策》的张孟谈。

古籍中的避讳，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障碍。不过，掌握了避讳的方法和规律，对校勘书的版本和考证人物事件的时代，又很有帮助。因为，不同的朝代，避讳的人名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古籍版本或人物、事件活动的上限。这些，我们已在校勘一节讲过，不再重复。

介绍避讳方法和规律的书，以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最为精辟，该书内容丰富，条分缕析，为研究史学所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