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和青年们谈谈今后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和方向

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史工作的成绩和今天所肩负的任务是很有意义的。很清楚，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存在不少的缺点。成绩是巨大的，主要是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释历史上的非常复杂的现象和事件，打破了一切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史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因而开辟了史学的新天地。可是同时，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的基本原理还吃得不够深透，不善于把马克思的原理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又背起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这样就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今天历史工作者的最主要的任务，我以为就是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下解放出来。怎样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呢？我想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一，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前进、局势的变化、科学的进步而向前迈进。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 19 世纪，

列宁逝世于 20 世纪初，他们都不能预见到 20 世纪社会的变化，因而他们也不可能为他们所未见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答案。因此如果我们碰到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十足的教条主义。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但是应用到实际上，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确定他们应当走的道路，不能把某一国家当作自己必须仿效的模式。如果那样做了，就是教条主义，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两个凡是”也用到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身上，这样我们的精神枷锁就可除掉了。

二，同样，对于各国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也不应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去找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所讲历史发展规律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他们对于亚洲的历史，除对印度等少数国家外，所知甚少，对于中国的古代史， 他们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有时好象也谈到，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中国历史的实际。因之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历史规律看成全世界都适用的，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以欧洲为标本而提出的历史规律照搬到中国历史来套用。如果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中，用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来代替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这样就在历史研究上犯了绝大错误。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有史以来就和欧洲不同，到了近代现代就更加不同， 这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欧洲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会相同或相似呢？ 因此，我以为我国的历史工作者今后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寻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我们才能从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或欧洲中心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三，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年青的同志，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解释与现今的历史实际不太符合，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反常，甚至想用现今自然科学的方法取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未免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的某些论点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并不奇怪。因为如上面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可以抛弃。如果那样认识的话，今后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可能走回头路，那是很危险的。前面我们谈到，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有它的局限性，不是不论古今中外一律适用，因此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过

去一些过“左”的搞法。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出了毛病，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这是错误的。

四，有些同志们一方面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想否定一切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认为什么乾嘉学派那一套繁琐考证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在第四章里已讲过，不必细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没有人完全照搬乾嘉学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其中的考证方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却不能一概否定。否定一切正是一种极“左”的口号，不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任何好处。否定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恶果是有目共睹的。1958 年的“教育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否定传统，否定文化，也否定了历史。今天的年青同志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极“左”的危害，又唱出类似的高调，我们觉得应当慎重而又慎重，以免重蹈覆辙。五，历史研究方法应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旧法，泥古不化，因此我们欢

迎新的研究方法，对基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不会加以排斥。问题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立起来，也不应当和我国的优良的史学传统对立起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只要翻阅一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清楚了，因此以最新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新方法，只应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更向前发展，更合于新时代的要求。同时新方法也应吸收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加以改进，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史学。这应当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和教师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六，还应当指出，新方法的产生固然是受当今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于旧的研究方法的反作用。严重的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或结合得不好，因而形成公式化，许多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一致公认的定义， 研究题目太狭窄，老是那几个题目，翻来复去地讨论而不能前进一步，诸如此类的缺点促使一些有头脑的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深深感到这样下去前途渺茫，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对旧的这一套来一次冲击，以期有所突破，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对于新的冲击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应当提醒大家，不要把当前史学界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认为非冲垮一切旧的东西不可，这是极“左”思潮的复活，是很危险的；同时对于新的论点新的方法也不能过于乐观，不要把它看成医治百病的万应药。历史科学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局限性，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应有正确的理解和估计。比如说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这不是新方法，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就对这个研究法做过讲演，名为“历史统计学”（最初发表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三辑），但他用统计方法，目的在于“观其大较”，比如他拟作的“历代战乱统计表”、“异族同化人物表”、“历代著述统计表”、“历代水旱统计表”等等。我以为他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做好了还是有用的。可是今天主张搞所谓数量史学的人好象不能满足于这种“观其大较”的办法， 而是要求精确数字，甚至要把这些精确数字输入到电脑中去，要它来解答历史问题。假如我没有误解的话，这种美妙的理想是办不到的。历史事实已经过去，既不能重演，又不能在社会上实验，历史记载本来无精确的数字，甚至于根本没有数字，那怎么办呢？比如历代户口、耕地、赋税之数，明清两代还有办法查考，前代就不行。如三国时魏国的户口数，一般人说不过当汉的一大郡，但究竟有多少，言人人殊，即令有数字，也不见得靠得住。由此

可知，历史短的国家，例如美国，只有二百多年，政府的档案、公私的记录著作比较完备，可以搞数量史学，至于年代久远的国家，历史书籍虽丰富， 却缺乏第一手的精确数字，即令统计出数字来，多半出于估计、推算，难认为信史。所以数学统计方法虽可以用，但不能期望太高。我不是有意泼冷水， 这是实际情况。因此我以为不管用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千万要警惕华而不实的作风。

我说这段话的目的在于举例说明新方法虽好，但历史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期望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都可以用于历史学，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下面想对初作历史研究的青年同志们提几个建议，供他们参考。

一，从过去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从今天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角度来看，只要大家积极努力，今后我国历史研究的前景是可以乐观的。可是有不少青年，比如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学历史有什么用呢？和四个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今天研究历史有很大用处，历史工作者、历史系的师生肩负的任务是很重的， 他们应有紧迫感，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深入研究对四化建设关系很大。下面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学历史不只是学到一些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历史知识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在亚洲这块大地上，创建了中华民族的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文明。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知识、技能和学术上都有非常辉煌的成就，比如纺织、陶瓷、青铜器、玉器、漆器等都是最先在我国发明的，而且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在中古时期又有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等发明，这对世界文明都是极大的贡献。在商周时期人们使用甲骨文字和钟鼎文字（一称金文），而最初文字的发明更远在此之前。天文历法在远古时期已有发明，殷商时代已使用我国独创的阴阳历。夏历一称农历，一直到现在民间还在使用。在自然科学方面， 除天文历法外，先秦时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数学、物理、化学、医药、卫生、逻辑学等都已建立起来。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杰出人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在思想史方面，春秋时期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巨大， 甚至影响海外邻邦。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古时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在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继之而来的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所以在思想史上我国古代也是光辉灿烂的。打一个比方说，全世界那么多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赛跑，我们中华民族在古代一直是领先的，只是到近三四百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我们才落后了。但一时落后了不要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可以赶上去。年青人只看见现代欧美日本的科学技术居世界前列，我国落后了，因而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的回答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我国核工业的迅速发展，火箭、氢弹、卫星等的迅速成功，就是好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大家都可以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此外，资本主义国家重视物质文明，没有共同的理想，他们是拜金主义者；在他们的社会里偷盗、抢劫、凶杀、奸淫种种罪行司空见惯，不少人的精神是空虚的，年青人甚至儿童都会自杀，不少老年人无依无靠，感到非常孤独。总之，他们从儿童到老人都没有共同的理想，他们千方百计地拚命弄钱，好象他们只是为钱而活着，实在

弄不到钱就只好自杀。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这和我国相比，哪个优越，不是明如观火吗？因此我们充分相信，将来我们一定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都只有深入了解自己国家和外国的历史才能理解，所以我们说，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课程。

二，正因为历史知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课程，反过头来，看看我国目前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现状，实在令人着急。现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应进行全面的改革，不论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本和教学方法都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中小学生历史知识的贫乏是惊人的，因此他们如在高等学校里学习历史也感到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要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进行改革， 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师资的缺乏，现有教师的水平也急待提高。因此培养大量中小学师资是当务之急，这在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真是责无旁贷。此外，各地方教育当局也应把师范教育做为重点来抓，首先要为提高现有教师的水平作出最大的努力。高等院校历史系的学生不知道学历史有什么用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紧迫的，工作是艰巨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缺乏历史知识，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岂不可耻？因此我们在这里大声疾呼， 一切历史工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为培养下一代的合格的历史教师而努力，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为了不断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就必须不断地作历史研究工作，这首先是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的共同责任。中学历史教师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搞历史研究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是只要对历史研究有兴趣，完全可以通过自学进行研究，不要气馁。因此我们在本书将结束之际，对青年教师和历史工作者提出几点建议：

1，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并且树立起坚强的信心，必须用它做为指导我们一切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不知不觉地陷进资产阶级的五花八门的历史哲学的泥坑里。

2，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论点都是正确的或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些决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与此相反，我门今天的任务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必须解放思想，冲破一切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不能让它们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一种精神枷锁，使我门永远在旧的框框里打转转。例如对从 50 年代起把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看成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不能再迷信了；对概念模糊的、永远打不清的笔墨官司，如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对农民起义和战争怎样能多少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不要再抱幻想了。对于诸如此类很多的教条不要再作茧自缚了。语云：不破不立。不先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就不会有新的历史科学的建立。

3，破旧才能立新，既然要立，就必须将理论与历史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对每一个历史工作者最根本的要求，这就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史实立论，不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成见说话。这好象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奇妙之处。不错，是老生常谈，可是说来容易， 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看不到事物的真实情况，只看到他们的主观幻想。

《荀子》书有《解蔽篇》，主要是说，人各有所“蔽”，伟大的思想家也免不了有“蔽”。他举例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通

“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通“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在荀子看来， 这些人都是“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这就是说他们的知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只看到“道”的一个角落或方面而没有看到全体。这种片面性来源于主观成见，许多人不是犯左倾就是犯右倾的错误，根源就在于不能实事求是而为主观成见所蔽，或是有顾虑，怕这怕那。能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历史事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探索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有规律性的东西， 真是不容易。因此我奉劝年青的同志们千万莫把认清事实看得太容易了，不要以为读几本历史教科书就算懂了历史，不要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就目空一切，那就太危险了。

4，正因为这样，一切历史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干，从史料的鉴别、取舍，史事的考证，到用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事件，都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避免主观成见， 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我们是过来人，知道这条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我们愿意为年青的同志们作识途老马，当然不可避免地说些老生常谈，但这些老生常谈对青年来说未必无用。什么老生常谈呢？第一，要读书，对一些作为历史工作者必读的书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遇到拦路虎，要不怕麻烦，去查古今辞典，以及专家们的注解、笺证之类的书，务必找到正确的理解。当然也经常会遇到各家不同的解说，一时不知所从，这不要紧，暂时都保留下来， 将来书读多了，自然可融会贯通，得到正解。古书难读，有些疑句难字，直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也不少。那也不要紧，暂时缺疑。“多闻缺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是孔夫子教他学生的求知方法，今天还照样适用。能读完这些基本的必读书，就为搞历史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除了基本书必须读之外，还要扩大知识面，多多学习各种有关的科学，这在今天日益感到迫切。现代的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日益增多，一个历史工作者决不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天地里，应当冲破过去旧题材、旧教条的种种束缚，开辟新路子，才会有新的创获。

第三，应当提醒青年同志们，决不可以为求新的创获就把我们讲过的有关史料、考证方面的基本功全部抛弃，而只满足于写些内容空洞的东西，以为这样历史科学的新路子就轻易地打开了。我说，那是幻想，是自欺欺人。这样做就是自己走上绝路，如果不相信的话，就不妨按照你的幻想走下去， 等幻想破灭，觉醒过来的时候，悔之晚矣！

第四，我这些话决不是捕风捉影，信口开河。我们已发现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独出心裁的创见，故意做翻案文章。“大胆假设”有余，可惜“小心求证”不足，甚至于根本没有证据。他们所说的证据实际上只是牵强附会， 根本不是证据，经不起一驳。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还有人为了个人目的，粗制滥造，急于发表，不仅自误，又会误人，影响很坏。这类情况，希望大家都要警惕，以免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