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洙泗考信录（节录）

崔 述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适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托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于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辨

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于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辩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 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 敬叔在衰绖中，不应适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适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 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适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适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适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托，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托之黄帝，《六韬》托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托之于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于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于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杨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呼，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后人之疑。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源”者哉！至于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贤按：谓韩愈，下同）：“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于剡子； 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适周，因问礼于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乌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 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适周请于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已，《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

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于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中略）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聘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 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 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托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于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余而适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于《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 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后人者

《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于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于

《家语》，然后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于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 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适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后， 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于后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余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于苌弘，何不即问礼于老聃，而必待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于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于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后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于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崔东壁遗书》第 270—273 页）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于晋赵鞅书曰：“入于晋阳以叛”，于荀寅、士吉射书曰：“入于朝歌以叛”，于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

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于季氏也， 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 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于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郈与成之叛皆请降于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 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于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 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 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费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郈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 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 不亦先后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适卫、适宋、适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崔东壁遗书》第 283—284 页）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 “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 ‘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掫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焉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贼至于阳虎、不狃，细至于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于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 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 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 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 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

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 熒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托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崔东壁遗书》第 286—287 页）

《论语·阳货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适卫之后。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与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乎？抑臣于二人乎？ 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于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于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于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于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坚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 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则断不可。（中略）且孔子往将何为耶： 不助之耶，固无所用于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而缁矣，尚得自谓坚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 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 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传》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 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闻佛肸尝畔晋， 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怪后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 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肸公山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 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于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之心，儒者之于圣人抑何薄耶！

（《崔东壁遗书》第 291—2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