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辨伪的方法

古代伪书既然很多，情况又很复杂，我们在使用它们作史料之前，必须知道如何辨伪。因此在本节里，我们谈一谈辨伪的方法。

一，最好的方法是从本书里找出写书时代的证据。找出书的写作时代， 也就为解决真伪问题找出了有力的根据。

一个人写书，思想烙印总要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任何一种书籍，只有后代引前代的，不会有前人引后人的。托名管仲的《管子》，第一篇《牧民》有一段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按“寝兵”之说，是战国时与孟子同时的宋牼（宋钘）提出来的；“兼爱”是战国初年墨子提出来的；“全生”是杨朱的理论。孟子辟杨墨，因为杨墨之学在当时盛行。显然这些理论是战国时的，而管仲是春秋初时人，这就充分有力地证明《管子》不是管仲所作，而是成书于战国时期。《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说法。“尚贤”，也是墨子的口号。而《老子》书中反对尚贤，正说明《老子》成书于墨学盛行之后。再如《老子》书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的观念，他从“道” 是宇宙万物之起源的角度论述问题，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第一次出现的。《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把“道”看作万物起源的观念，它和《老子》可能都是战国时代产生的天道观，都是超现实主义的。又如处于战国后期的屈原在其名著《天问》中，还提出“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的问题，这证明在屈原的时代，已有人对天地起源的问题提出质问。《老子》书中所提出的宇宙生成理论，从哲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再如《中庸》一篇，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儒才将它和《论语》、

《孟子》、《大学》合在一起，名为“四书”，成为学者必修 的书籍。现在有些研究者继承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代表了孔子的孙子子思的思想， 甚至还称其作《论语》与《孟子》一书在思想上有承上启下的承袭关系。但

《中庸》书中却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些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现象，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今天下”的“今”， 不是指子思时代的战国，而是秦统一后的秦朝。这是《中庸》非子思所作的可靠证据。

又如闰月，古人置于年终，名“十三月”，见于甲骨文及金文。春秋各国如何置闰还不太清楚，可能也在年终①。年终置闰一直维持到秦时，《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于二世二年书“后九月”，因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终， “后九月”就是闰月。《左传》文公元年批评《春秋》“闰三月非礼也”。其实《春秋》乃前年年终失闰，并非此年闰三月，《左传》的批评是错的。这样看来，《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②，如果尧时历法有闰月，殷周

反用“十三月”之名，岂非历史倒退？一个“闰”字，显然是此篇晚出之证。又如“冬至”、“夏至”，古人无此称法，孟子只称“日至”，《左传》名

① 春秋时期，各国历法不尽相同。以鲁史为根据的《春秋》有“闰月”之名，书于年终，见于文公六年及哀公五年。

② 见上注。

冬至为“日南至”，推测夏至可能叫“日北至”，也 有叫“长至”或“短至”的。一直到战国末的《吕氏春秋·有始览》才有“冬至”、“夏至”之名。可是《夏小正》称冬至，《周髀算经》也叫“冬至”、“夏至”，显然这些是秦汉间之书，不能用《夏小正》来研究夏时。《管子·轻重己》也有“冬至”、“夏至”，可知也是秦以后作品，与管仲无涉。

二，拿你要考查的书跟公认靠得住的书或其它史料如甲骨文、金文去作比较，看看有没有矛盾之处。

同时代的书，所记载社会史实、思想潮流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书虽然亡佚，但其书原本的记事或议论的片断往往为他书征引而保存下来。通过相互参照比较，往往能发现矛盾，确定真伪。比如《周礼》，秦以前的古书没有一本引用过它。其书体例、系统完整，文字的条理性和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都跟西周的古书迥然不同。更重要的，《周礼》的一些制度，如封国、官制、土地、赋税等都跟先秦其它靠得住的古书记载不合。《孟子》讲封国说“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比《孟子》所说大得多。《尚书》、《国语》讲王畿之外有五服，《周礼》则扩大为九服。土地制度，孟子讲周代行井田，《周礼·大司徒》与《遂人》所说则不是井田，受田制度也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同。至于官制、兵制特别是赋税制度、沟洫制度， 更是西周古书所未见。不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详备而众多的官僚。不论从哪方面看，《周礼》这部书显然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决不是西周的真实情况，这是可以肯定的（关于《周礼》当作史料如何使用的问题， 在下面还要谈到）。

三，从文体风格、词汇方面去考查。

不同时代的著作，其体裁、文风、用字、句法都有各个时代的特点。《尚书》中《周书》各篇年代较近，文字反而“诘屈聱牙”，非常难读，但伪古文《尚书》如《大禹谟》等篇，年代较远，文字反而浅显易懂，这不是很奇怪的吗？显然这些篇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后世文体简易，造不出古人那种诘屈聱牙的话。又如战国的文体，句法整齐，多四字句，上下排偶，还多用韵， 数目字特别多，可一望而知。举几个例子来看：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

这是今本《管子》全书第一段，鲜明地显示了战国的文体句法和用字。文字是排偶体，六字一句，上三字与下三字之间用一个“则”字联系起来。古诗用韵，金文偶然用韵，散文大半不用韵，战国则盛行用韵。此段中，“财”与“来”为韵，“举”与“处”为韵，“实”与“节”为韵，“足”与“辱” 为韵，“度”与“固”为韵，“张”与“行”为韵。这些特点令人一望而知为战国文字。《老子》也用韵，所以从文字上看也是战国时的作品。

战国文体的另一特点是喜用数目字，例如：

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极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逸周书·文酌解》）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 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周礼》天官·大宰职）

这类多用数目、文句整齐的句子不只常见于《逸周书》、《周礼》、《管子》等书，也见于《尚书·洪范》，所以从文体上看，《洪范》也象是战国作品。

在用字方面，西周也与后世不同。比如《周书》中无“也”字，“是” 字不作不完全内动词，即“是不是”的“是”（《词铨》说），而用作“此”、“斯”，即“这个”之意。《尚书·金縢篇》有“乃并是吉”句，《论衡·卜筮篇》作“乃逢是吉”。逢、并一音之转，是，此也，今人往往误解为是非之是，误。《史记·鲁世家》作“并遇吉”，无“是”字。又如“服”字，

《周书》作“事”或“服从”讲，没有当衣服讲的。凡有作衣服讲的都应看作晚出的东西。如《尧典》有“车服以庸”，《益稷》有“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说明它们的晚出。

四，从思想源流上辨别。

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判断它的年代时，有经验的读者会从作品的时代思想上辨别出来。因为伪书即便做得很象古代的东西，但往往在无意中会暴露出作者那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 当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思想迟早也会跟着变，造伪书的人很难隐瞒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我们只要掌握了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就不难由此发现作伪的痕迹。

这可以《老子》为例，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从清朝中叶一直争论到今天， 依然没有解决。我个人的看法，它是战国时期的东西，是假托老子之名而作。而且原来的书名可能也不叫《老子》，叫《道德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分为《德经》和《道经》两部分）。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很多，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根据思想发展的规律。从书中反映的思想看，它不可能产生于春秋时代，只能产生于战国时代。战国以前的思想家主要考虑的是和现实生活极有关的问题，可以名之为“现实主义”，孔子就是他们的代表，先秦儒家基本继承了这个传统。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讨论宇宙的本质和来源这类与现实生活无直接关系的超现实的问题，《老子》是其代表。《老子》讲玄学，如讲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万物是怎么发生？这在西方哲学家叫本体论。在中国古代，这样有系统地讲这种问题的书，它是头一部。例如它一开始就讲：“道可道，非常道。”“道”， 在《老子》之前都是指现实的东西，如道路、办事的方法、治国的方针，等等，而它是第一个讲超现实的“道”，所以作者自己也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如天命鬼神这类问题，孔子也讲，但他讲的天命鬼神与战国秦汉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孔子讲天命鬼神，目的是解决道德、教育等现实问题，而不是趋吉避凶。先泰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其基本精神是现实主义，不讲超现实的东西。从思想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来看， 人们的认识总是从现实开始的。古代的科学家讲天文、地理、生物，都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因为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这绝不是说古人没有超现实的思想，如对鬼神上帝的信仰，但那是原始宗教观念，与后世哲学思想不同。到了一定时期，具体到我国，就是战国时期，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自然科学的知识日益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激烈变动，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在逐渐积累，从而使人类的知识面不断扩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孔子、墨子的聚徒讲学，打破了过去的官学垄断地位，导致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形成了后来百

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开始由现实问题想到超现实问题， 他们开始思考：到底宇宙间有没有一个能够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的根本道理？《老子》的作者就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把“道”由现实的观念推广为超现实的观念，并且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因此，从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来看，如果我们把《老子》这部书当做春秋的东西，作者是老聃，是孔子的先辈，那就不合思想发展的规律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对孔子思想没有丝毫影响，也是很难理解的。至于究竟是否存在过老聃这个人？ 现在还很难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历史上真有老聃这个人，他也决不是《老子》这部书的作者。照《礼记》的记载看，老子是很讲究“礼”的。例如他说人死出殡，碰到日食，要马上停下来，因为这是古礼（见《曾子问》）。而《老子》这本书却讲：“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很明显，二者是完全不合的。关于《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证据是很多的，我以为最主要的证据是从思想史的发展源流上看，此书的产生不可能在战国以前。

再如《列子》，是东晋人张湛造的伪书，书中不知不觉地就带有佛学思想。但我们都知道，传说列子是战国时人，与庄子同时，而汉朝以前中国是没有佛学思想的，当然不可能产生这种作品。

五，寻找伪书的来源。

因为做伪的人不能完全凭空捏造，他总要设法多多少少从前人的书里找一点根据，这样造出来的书才有人相信。最著名的辨伪古文《尚书》的阎若璩，就是采取的这种找作伪来源的方法。比如伪书中有一篇《大禹谟》，其中有这样四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阎氏指出前两句出于《荀子·解蔽篇》①，原文“之”字改作“惟”；“允执厥中”出于《论语》。造伪者加了一句“惟精惟一”，凑成四句。到了宋代理学家如二程、朱熹，就把这四句话当做儒家道统最精妙的十六字真言，代表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而大吹特吹，却不知本是东拼西凑抄来的道家的东西。阎若璩说明了这个问题，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种寻找来源的办法是辨证伪书最有力的方法。

六，辨伪还要注意一些问题。《汉书·艺文志》里讲到的书，其中很多都是伪书，例如假托黄帝、力牧、伊尹、太公等人作的书都是。这类伪书大部分已经失传了。关于这个问题，近代有人提出一个说法，战国以前没有私人著作。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他学者也是只讲学，不写书。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靠得住的。象孔子、墨子，直到战国中叶的孟子，都是只讲学，不著书。私人著书是战国后期才有的事。这一条也可以做为衡量伪书的一个标准。如《孙子兵法》现在有人研究也是后人假托的， 不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写的①。

现在地下出土文物越来越多，那么是不是凡地下出土的书籍都可信呢？ 也不见得。例如前几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内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书一定是孙武和孙膑作的。比如《孙子兵法》有

《吴问》篇，吴王问孙武：晋之六卿（指范、智、中行、韩、赵、魏）专政， 最后哪一家会胜利？孙武回答说是赵氏，根据是六家的分田办法与取之于民

① 这是荀子引《道经》中的话，我以为这《道经》即《老子》书中的《道经》，因为“道心惟微”与《老子》的思想相合，但自汉初以来，《老子》书中无此二句，当是佚文。

① 齐思和著《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见《中国史探研》1981 年中华书局版）。

的租税多少起重要作用。这种说法向来未见，而且也不合情理，与《战国策》记述的赵、韩、魏三家之所以灭智氏的根本原因相去甚远。六卿专政，互相斗争，最后究竟谁胜谁败，因素很多，很复杂，决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分田方法与租税多少。而且同是晋国的地方，土地制度也决不可能有那么多样。所以尽管这是地下出土物，但我认为是很可疑的。又如晋代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游行天下，遇西王母于瑶池，跟他饮宴等等。这西王母究竟是人呢？还是神？有人说这是小说，我看确实象小说。尽管这是晋代的出土物，但很可能是战国时人作的；从文字上看决不象西周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在地下埋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假的就变成了真的。

关于辨伪，还有一些其它的办法。例如前代目录中本来没有的书，后代忽然冒出来了，这类书多半都靠不住。这些方法，限于篇幅，就不细讲了。读者可参考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和他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都收入《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