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歪曲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但是过去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以致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看法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一，过去在学术研究上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动不动讲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结果造成很多偏差。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对帝王将相，对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如官僚、学者，只许说坏，不许说好。对历史上的被统治阶级，如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这才算是站稳了立场，否则便是立场有问题，这在 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中表现最突出。有人说，凡是统治阶级的人没有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后来戚本禹打击翦伯赞就采用这个武器。其实这个比喻是根本错误的，天下乌鸦固然是一般黑，但人的好坏却是大有差别的。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曾有过关于清官问题的争论。一些人极力否认历史上有清官，说历史上的清官都是假造的，有的人甚至说贪官比清官好，因为清官麻痹人民的斗志，而贪官却能够激化阶级矛盾，引起农民革命，可以推动历史前进。这能算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吗？由于怕丧失立场，特别怕把农民阶级说坏，因而对他们认为的农民阶级

的缺点尽力加以隐瞒，或对有关的历史索性不讲，跳过去。比如有一本讲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小书，对崇祯七年李自成在车箱峡（今陕西安康县境）被围事一字不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李自成从湖北西部溯汉水而上，进入陕西， 在车箱峡被官军包围了，进退不得，部下出主意让他假投降。明军统帅陈奇瑜接受了李的投降，命部队解围。李自成立即率部突出，沿汉水西去，并把所过七州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①这件事在李自成起义军活动过程中有重要意义，不能不讲。但那时却认为，如果你讲了农民起义军的投降，就是给农民阶级脸上抹黑。其实这本来不过是农民军的一种斗争策略。官军对付农民军有策略，难道农民军对付官军就不要有策略？讲了也不会给农民军脸上抹黑。可是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农民起义军首领，只能战死，不能投降， 甚至于不承认有伪降的事。这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军队纪律来要求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军，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立场问题，我想引翦伯赞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

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象讲了反革命的一面， 或者讲了革命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 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江海学刊》1962 年 6 月号）。

翦伯赞的这段话，完全正确地描写了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的实际情况。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论德国农民战争》的人，不知恩格斯对德国农民的

① 近来方福仁同志对此事提出，伪降的农民军首领是张献忠，不是李自成（《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 2

辑《李自成史事三考》），这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此处姑用旧说。

缺点是直言不讳的。当然今天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那种情况是很少见到了。

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阶级观点。过去讲历史的，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以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从不懂到懂得用阶级观点去做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些人在讲阶级观点时， 把我们今天的看法强加到古人身上，甚至要求古人也有阶级观点。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

所谓阶级观点，是说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而绝不是要求古人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古人做事在客观上起了为本阶级服务的作用，但在他们主观上是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常常看到这样的话：秦始皇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打倒奴隶主阶级，如何如何；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如何如何。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秦始皇绝不会意识到他所建立的帝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的政权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权。至于说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如何如何，更是胡说，这完全是强加给古人的。①

再举一个例子。1962 年在曲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会上对孔子的看法分歧很大，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人硬把今天对阶级的理解生搬硬套地去分析古人。孔子有个重要的思想：“仁”。对这个“仁”字怎么理解？有些人同意孔子自己的解释，仁就是爱人。有人就反对，他们说：孔子说的爱人，只是爱奴隶主贵族阶级自己，因为孔子是这个阶级出身，是他们的代言人。如果认为孔子是指爱所有人，就是没有阶级分析。有人认为《论语》里的“人” 都是指奴隶主贵族，“民”都指奴隶或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谬论，凡是读过

《论语》的都很容易发觉其荒唐可笑。甚至有人说孔子的“仁”是骗人的， 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思想家，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宗教家，当他提出一种学说或教义的时候，他在主观上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说法。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说教，那还有谁会相信他呢？假如孔子说的“爱人”只是为了骗人，只是为贵族阶级说的，那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弟子信徒，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贵族，而是庶民，有的甚至是很穷苦的。孔子学说在我国封建社会发生那么深厚长久的影响，并不只靠帝王们吹捧他， 更重要的是一般读书人深信他的学说是真理，因而对他仰慕、信奉，尊他为圣人。又如墨子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宣扬他的兼爱、非攻之说，目的在于救世。如果他不真干实干，只用口头宣传来骗人，怎能号召那么多的学生来？战国之世，儒墨并称显学，难道这都是靠欺骗得来的吗？

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相反，其特点之一是把一切问题都绝对化，因此看历史问题有很大的片面性。比如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只看斗争的一面，不看统一的一面， 他们似乎不懂得对立和统一是一切矛盾的两方面，如果只有对立而无统一， 一切矛盾就不存在了。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建安二年，曹操的许下屯田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 土业无主”（《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同书《武帝纪》注引

① 详见拙作《驳孔子要恢复奴隶制说》（《辽宁大学学报》1981 年 3 期）。

《魏书》）。曹操用枣祇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例置田官，所在积谷⋯⋯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同上）。这说明以许下屯田为开端，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流民的生活问题，为曹操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有些人不从当时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只凭着空想立论，硬说由于天下大乱，农民已经把土地夺回来自己种，现在曹操又让他们交租，这不是反攻倒算么？这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如果当时农民能把土地夺回来自己种，那就没有流民了，也就不会有“募民屯田”的事了。因为乱后农民逃亡，所以才把他们招募回来，由官方出种子、耕牛和工具，把田地交给他们种，收获的粮食或四六分，或对半分，把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这才有了生产。这就是曹操推行屯田的历史意义。如不承认这个看法，硬说屯田是一种“反攻倒算”，试问，农民离开本土外逃，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官方资助，即使有荒地又怎么种？连吃的都没有， 又哪来的种子？不用说牛，连一般工具都没有，难道用两只空手去种地吗？ 更不用说遇上旱涝灾害了。果然如反攻倒算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历史上就不会存在流民的问题了。

四，形而上学的另一特点，是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阶级分析，而贴标签的根据就看人的阶级出身，这是唯成分论，发展到十年动乱时期就甚至形成为极端反动的血统论。

唯成分论者说，刘邦、项羽之争，是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战争。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因此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刘邦是农民出身，所以代表农民阶级；后来做了汉王和皇帝，又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就是用贴阶级标签的办法看历史人物，历史在这些人看来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四人帮”又换了一种说法：刘邦代表法家，项羽代表儒家。其实说项羽是儒家真是连边都不沾，刘邦也不是什么法家。这全是胡说。

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如刘邦、朱元璋），就说他是“背叛了农民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方法，但是说一个人属于某个阶级，却不能单纯看他的出身，而是要看他的行动在为哪一个阶级服务。这完全是可以变的，一个农民可以变成地主，一个地主也可以变成农民，这一点也不稀奇。朱元璋从一个农民变成皇帝，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叛变”。在当时，他推翻了元朝之后，当然要做皇帝，不做皇帝做什么呢？ 他是不是叛变农民阶级，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危害或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 而不在他做皇帝。有人说他应当建立一个农民政权，他们认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他的政权当然是封建政权；反之，农民起义领袖不当皇帝，就算是农民政权了。其实，这两种政权的区别不在有没有皇帝，而在于土地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当时要建立农民政权，前提是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把地主所有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的土地，这在封建社会里能做到吗？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 即令在很小的范围内能成立农民政权，也只能是很短时期的，很快它就变成封建政权。农民领袖取得政权之后，必然要当皇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农民政权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洪秀全打下南京，不做天王行不行？显然不行。他不做天王就得让别人做天王。太平天国时代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朱元璋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一个大地主可以变成资本家。比如张謇，原来是清朝状元，后来办纺纱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一个官僚也可能成为革命者，比如杨度，原来曾帮助袁世凯称帝，搞筹安会，但是后来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正是张作霖在北京，白色恐怖很凶的时候，他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暗中设法营救李大钊。后来他去上海， 与青红帮的头子都有联系，并以这种关系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象捐款，营救革命同志等等。这说明一个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也可以改变他的立场。所以，用唯成分论去解释历史，去评价历史人物，是根本讲不通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非常荒谬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