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史料的使用

史料的使用是考证工作的前提，如能善于运用史料，可以说考证工作就做了一半，二者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建国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偏向，就是不问史料的年代、真伪、价值， 凡是合于或可能附合自己的论点的东西，一律不加区别地使用，这种作法是严重错误的。这种作法会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产生错误的结论，今后应当要求所有历史工作者一定要纠正这种错误作法，否则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可能有大的进步。

今后应当怎样作呢？我们主张，所有史料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对它们进行审查工作，弄清它们是什么时代产生的；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是第一手材料还是第二、三手材料。在使用这些史料时，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具体的作法大约有下述几点：

一，凡是已经被前人考证是伪造的，已有定论的，坚决不用。现今发现有人写商、周历史的文章，仍然引用伪古文《尚书》；有人写有关孔子的文章引用《孔子家语》，这样的做法只有降低文章的水平，应当尽量避免。其实象《家语》这类书，大部分是从《左传》、《礼记》、《史记》等书中抄来的。如果其中有可用的，可以直接从《左传》等书引用，何必引伪造的《家语》？如果这些书里都没有，显然这些东西是王肃的伪作，那就更不能用了。又如今本《竹书纪年》已经证明是伪作，就不能使用。这类伪书很多，应当严格不用。

二，一切史料在使用前应当考清它的写成年代，特别是对真书中后人所写的部分更应注意它的年代，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会出严重错误。例如今文

《尚书》中虞夏书《尧典》至《甘誓》，商书中的《汤誓》至《微子》各篇都是后人写的。问题是什么时代写的。传统的看法把《尧典》至《益稷》都看作尧、舜时代的史书，就大成问题，《尧典》前文已谈过，不再重复。《禹贡》是战国时作品，早有定论。《甘誓》称夏王不称夏后，有“六卿”、“五行”、“三正”之名，这些名称都是春秋战国时才出现的，作者不懂夏史， 把后代的名称用在前代，显然是错误的。

考订古书的年代，可以使一些书能作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比如《管子》一书如看作反映春秋初期的社会情况，或管仲的思想，那是错的，但如看作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文集，那就成为很有价值的史料。《孙子兵法》不看作春秋末期孙武的作品，而看作战国时期某个军事学家的经验总结，就有非常高的价值。《老子》也是这样，如看作春秋时期孔子先辈老聃的作品，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就被打乱；如看作战国时期某个学者的著作，那就成为哲学史上一部杰作。此外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周髀算经》之类， 一律都看作汉人的著作，就都是中国医学史、数学史上的极其有价值的史料。这类例子很多，学者应当细心考察古书的写作年代，不要被题名、作者所误。

《周礼》一书与此相类似，应当特别提出。此书本名《周官》，是专讲周代官制的，郑玄改名为《周礼》，实与原书名实不符。它是一部理想的治国蓝图，并不是讲周代实有的官制。自汉末的林孝存、何休到清代的万斯同

（著《周官辨非》）、姚际恒（著《礼经通论》，今不传），还有《四库提要》，都否认书中所说的周代官制。关于它的写作年代，尚无定论，但它不是西周的著作可以肯定无疑。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说过：“这书总是

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以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主张也不是平空造出来的，一部分是从前制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 自然不相信这是周公的书，若编周公或周代的史，拿来做资料，糟不可信， 但拿一部分来分别看春秋战国一度通行的制度，看其余一部分为政治学上的理想的建国制度，那是再好不过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见《饮冰室合集》中专集第二十四册）现在相信此书是周公作的人恐怕很少了，但相信书中所写的是西周实行的制度，用它来讲西周史，还是大有人在。我希望梁氏的话，能引起这些人重新考虑他们对《周礼》的看法。

是不是《周礼》一书根本不能用呢？不是。此书虽是伪造者的理想国， 非周代真实情况，但作者在用语、名物上不可能不用当时通行的语句、名词， 而独出心裁另立新花样。因此，我们在考查周代名物训诂上，可以利用它，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书中所写典章制度都是周代实行过的，二者须分清楚，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三，前面谈过，真书中有后代伪作的东西，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应特别注意。例如《尚书》中《周书》各篇绝大多数是周初的书，但少数有问题的应当分别对待。比如《洪范》一篇不论从历史、思想和文体来看都是成问题的。篇首言武王灭商后，访问箕子治国之道，箕子言上天曾锡禹洪范九畴， 即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威用九极”65 字，本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郑玄注《尚书大传》说“禹治水，得神龟，负文于洛”是神话，不是历史。五行思想在春秋时期才形成，此篇专言五行， 而且非常详明。文体则全用数字，文从字顺，与真周书绝不相同，可断言此篇非周初文字①。又如《金縢》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记武王病，周公占卜，欲以身代，说明周初人还相信鬼神与占卜，从思想上看，此段应是西周文字，是《金縢》本文。第二段记周公东征事，第三段记成王开金縢之书事，乃后人所追记传说，因与周公及金縢有关， 遂记于本篇之后，文字简略而不清，引起后人争论。此两段不应当作真实史料来用②。

四，有的伪书中杂有真书，应区别对待，可以《逸周书》为例。《汉书·艺文志》载《周书》71 篇，今本仅存 59 篇，其文字乃战国体。只有少数几篇， 文词古奥，与战国文不类，可信为西周书。试以此数篇与它篇比较，真伪一见可知。这点我们在第四节中已讲过了。《克殷》、《作雒》二篇讲武王灭纣及周公东征事，有可取之处，但文字不类西周。又《世俘》一篇即古文《武成》，记武王出征至凯旋，其用语、干支，见引于《汉书·艺文志》的，当是真书可信，其余讹谬太多；又记武王灭纣之后，遂征四方，杀人、俘虏数字太大，决不可信①。

又如伪古文《尚书》有经有传。经是伪造的，当然不能用。传是解经的， 虽非汉孔安国作，但把它看作魏晋人对《尚书》各篇的解说，和后人解经的话一样看待，未尝不可以发现较好的见解。这种把伪经与传分别来看，应当说是正确的态度。

① 参看刘节著《洪范疏证》（见《古史辨》第 5 册，又见刘著《古史考存》）。

② 详见拙著《说《尚书金縢篇）》（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3 辑）。

① 关于《世俘》篇请参看拙著《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进军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试以《无逸》一篇为例。此篇举殷王，以中宗、高宗、祖甲为次，马融、郑玄注皆以祖甲为武丁子，但伪孔传则谓祖甲为汤孙太甲，其说本于王肃。我以为伪孔传所说是对的，根据是《殷本纪》“祖甲立，是为帝甲，淫乱， 殷道复衰”。《国语》也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与篇中所言“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绝不同。又据甲骨文，太甲为太宗，祖乙为中宗， 武丁为高宗，可为伪孔传之说的铁证。

《无逸》又说：“其在高宗⋯⋯乃或亮阴。”“亮阴”或作“谅阴”、“谅闇”、“梁癎”，解说分歧。孔子只说古时人君于父丧后，三年不言， 不言指不问政事。《吕氏春秋·重言篇》意同。《尚书大传》则作“梁闇”， 说“高宗居倚庐，三年不言”，多出“居倚庐”的话。《礼记·丧服四制》只说“三年不言”，未说“居倚庐”。马融注《尚书》：“谅，信也；阴， 犹默也。”郑玄则从《大传》作“梁闇”，解“梁”是依庐的“梁楣”，圈是庐。强调新君即位，行三年之丧，必居倚庐。今《尚书》伪孔传用马融之说，从文字训诂上来看，谅，信也；阴，默也，是正确的。古代君主是否都行三年之丧，不问政事，固是问题，但还有道理可说，至于“居倚庐”则无什么根据。子贡于孔子没后，在墓傍筑庐，守丧三年，这是个别例子，其他弟子也不这样做，何况此礼未必通于国君。因此，伪孔传这一说可以代表魏晋间人对这个“谅阴”的解释，有参考价值。

以上所说，只是举些例子，说明对史料的鉴别和使用，应慎重考虑，不可任意乱用。我们应当训练自己的眼力，好象对于文物书画，行家一见便知真伪。至于使用之妙，在乎其人，没有万应良方。本文所说不过为初学者指出门径而已，只要虚心学习，刻苦读书，总是能成功的。

五，在使用史料时，应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如无第一手材料，非用第二三手材料不可时，应用年代较早的材料。因年代越晚，错误就越多。比如关于古代传统，《论语》、《孟子》、《左传》、《吕氏春秋》的记载就比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要靠得住的多，因为刘向的书多半是抄录先秦的书，今本经过多次传抄，错误更多。又如《旧唐书》编成于五代，当时唐代实录还未亡，还可利用，因之书中所记唐史就比较可信。《新唐书》成于北宋中叶，时代较晚，可能未见到唐代实录，而编者之一欧阳修喜欢用《春秋》褒贬笔法，文笔力求简洁，因此所记唐史有时反不如《旧唐书》为可信。又如讲明末农民起义和抗清的史书、笔记之类的书，大半是彼此抄录，因此书虽多而用第一手材料即亲自参与其事，记载耳闻目睹的事实的并不很多， 因而出现不少问题。在历代史书中，此类情况常见，使用时应提高警惕。

六，在古代史的研究中应以文献与出土遗物、遗文加以比较印证，不能偏重一方而置另一方于不顾。用这种方法取得创造性成绩的首推王国维，他以甲骨文、金文与古书相印证，在古史研究上取得前无古人的优异成绩，最值得我们学习（详见下章）。有人专信文献材料，而置甲骨文、金文材料于不顾；或专信地下遗物、遗文，不与古文献结合，就作出新的结论。两者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根据甲骨文或出土遗物中缺乏商代的铁制农具，因此就把殷商看作氏族社会；还有人根据地下材料， 说到汉末或南北朝，农民才知使用肥料，那将如何解释《诗·良耜》的“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不是使用绿肥吗？夏商周三代都以农立国，两千年中的农业生产不知使用肥料，是难以想象的。

七，在古书中往往有彼此矛盾的说法，将何所适从？这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古代帝王、儒家、墨家都称道尧、舜、禹的禅让，说这是古代帝王的盛德，可是古本《竹书纪年》中却说“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语，与传说相反，将何从？我以为儒家所传尧、舜、禹之禅让，有《尧典》、《皋陶谟》可据，应是氏族社会中选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之制。至于《竹书纪年》所说，不过据后世篡弑相仍为说，未必实有其事， 刘知几则深信之。孔孟以尧舜为圣人，不免有溢美之辞，《纪年》极力反之， 未必有据。韩非说：“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更何况《纪年》所说？我们只有存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