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崔 述

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于《秦誓》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于《冏命》二十五篇，

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 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刺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与他经传不符，于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史

（记）》《汉（书）》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后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 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后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西汉之时，今文先立于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于世。伪《尚书》者出于齐梁之间，而盛于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于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 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 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误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余年。余深悼之，故于《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于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 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贤按：以下为“六证”）。

一，孔安国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于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复举。）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贤按：武帝是景帝之误）末， 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

《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磐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汉书·艺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

《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

《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

《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

《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后或分为九篇， 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

《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

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史记》所谓“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 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

《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余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泰誓》三篇也）， 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一，自东汉以后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 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阨，握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于此邪！’建武初，东归，徵拜侍御史。至京师，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后皆更从林学。林以所得《尚书》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于地矣！’”（《后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后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 马融所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于后。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 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 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于孔壁， 经传历历俱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后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

《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

《立政》皆不类。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皋陶谟》高古谨严；《大禹谟》则平衍浅弱。《汤》《牧》

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余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于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于完局，故尔多为之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后始出者，况欲其较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尧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奭》，《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于时事，故或摘其略而载之，或意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大禹谟》何以反不载？

《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于

《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不尽取而观之？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于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后儒之不思也！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

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

《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徵引而学者皆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 而二十五篇为后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一，自东汉逮于吴晋数百余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日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汝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 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衣》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 “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

（同上）

右十则，皆见于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出于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 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 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

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后，学之博者，西汉无过向、歆，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 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此书，而此书为后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后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原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之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后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于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后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于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后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贤按：以下六项为“六驳”）。

一，古文、今文分于文字之同异，不分于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 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冒；始冒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 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后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

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后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

（即今文），后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后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后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于朝矣，安有藏于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并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 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 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传》）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授者《尚书》之义， 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 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后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郑相传之《尚书》大不类者，正以其作于魏、晋之后，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盖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乃后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后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 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后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于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于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于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学大兴”，然则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

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是以造为此说，托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后之学者沿讹踵谬， 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后《汉书》唐以后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 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

《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 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待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迺黜其书。”（《汉书·儒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 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 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于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 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后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于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于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

《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 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

（《汉书·儒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授《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 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于人而行于世，至王莽时而立于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于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于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 非谓其书不行于世，但藏于家也；谓武帝时未列于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于学官也。且《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于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于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

奏上其书于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

《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途说，遂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于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 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

《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 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于家。彼其于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政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于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于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 ‘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

（《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后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 “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

《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

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

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 “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 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于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 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贤按：焯谓刘焯、炫谓刘炫，皆隋代著名学者，孔颖达作《正义》实以炫、焯之书为本， 故崔说云然。）而表章之，以至后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于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于世邪？曰，江左士大夫于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今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壮论》， 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后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 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于世，至齐、梁之际始出于江左也。然但行于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 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后，此书乃渐传于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后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鷟、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于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后，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 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 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于郑，而荒唐悖缪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 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适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于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于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始行于当世也。孔氏但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 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但若出之于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于肃说，非肃说之本于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 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于《世纪》，正如《鹖

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于《鹖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后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 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 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 而出于后人之伪撰者矣。

（《崔东壁遗书》第 582—5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