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如何进行考证工作

一，搞考证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材料。

作历史考证，要重视占有材料，要把有关这一问题各方面的材料，尽量搜集齐全。有的古书已经亡佚，可翻翻类书，找一找后人征引过的该书材料。要尽可能地做到不漏掉一条材料，陈援庵先生喻之为“竭泽而渔”。材料搜集得越充分，考虑的方面越多，看问题也就越深，结论自然也就扎实可靠。

陈先生在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前，先把 200 多万字的《元史》全部阅读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先在书上作出标记，然后全部录出，加以研究。在弄清了这些基本史料后，再参阅其它有关书籍，最后才动手撰写。他在写《旧五代史辑本发复》一书时，搜集的资料极其详备， 然后再对这些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文章写成仅存 194 条、两万余字。他在研究明末清初画家、天主教司铎吴历（字渔山）时，已经有人写了一本《吴渔山年谱》。但此书只参考了十几种书籍，内容粗疏简略， 因为吴渔山为人性情孤介，名气不广，事迹传世甚少，不易搜集，而且有些事迹的传说记载不尽可信。陈先生认为这本年谱未能反映出他的一生事迹， 决定自己动手重写一本。他遍搜吴渔山遗诗和各家画录，及与他同时人的文集等，所据典籍达七八十种，撰成《吴渔山年谱》一书。两本年谱字数差不多，但内容却不大一样了，可见陈先生下功夫之深。

搜集材料不够完备，作考证工作就会出错。陈先生作《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东方杂志》21 卷 19 号），纠正梁启超关于玄奘西行年代的错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①。过去讲玄奘法师西行之年，一般都说在唐贞观三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举出很多理由，证明玄类出行在贞观元年秋。其主要理由是史书载玄奘出行的第二年， 路过现在中亚细亚的西突厥，见过西突厥国王叶护可汗。而《新唐书·薛延陀传》说：“贞观二年突厥可汗见弑。”故梁认为玄奘首途当在贞观元年， 否则到西突厥见不到叶护可汗。梁觉得他的新说“殆成铁案”。陈先生举出许多理由，对梁说逐条辩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法师所见的叶护是肆叶护而非统叶护”。他引《通典》和《册府元龟》：“贞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能，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按勒字当作勤，‘特勤’ 是官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据此， 陈先生认为：贞观元年统叶护已被杀，即令法师在贞观元年出游，到西突厥也不及见统叶护。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所以玄奘三年秋出游，第二年见到的正是肆叶护。问题在于贞观元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所见的是其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这个例子说明，考证务要谨慎小心，能够找到的书，一定不要遗漏。《通典》和《册府元龟》是容易见到的书，梁启超未去查，只据两《唐书》和《通鉴》来论证，因而致误。

二，做考证工作应尽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录第二三手材料为满足，否则很容易致误。

先秦两汉的古籍往往将神话、传说与历史杂揉在一起，要想从中把历史真相发掘出来，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王国维作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① 参看附录十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考》，考证殷先公王亥即是一例。

王国维在甲骨文中发现了王亥的名字。但稽之《史记·殷本纪》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王国维以此为线索，从《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天问》、

《吕氏春秋》、《汉书·古今人表》等书中，找到许多有关材料。《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乌，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这些记载是不是历史？王国维从殷代甲骨卜辞中发现不少“王亥”或“高祖亥”的字样，王亥在殷代世系中前于上甲微一世，当是殷先祖冥之子。《楚辞·天问》之“该”，《世本》之“核”，《古今人表》之“核”，都是“亥”的通假字；《史记·殷本纪》之“振”，《吕览·勿躬篇》之“冰”，乃亥字之形误。王国维创造性地利用了殷代甲骨卜辞这批第一手材料，他的考证不仅纠正了《史记》的错误， 也使《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等难以明了的故事得到了正确的解释①。顾颉刚继之，用王亥故事，读《易·旅卦》“丧牛于易，凶”，于是沉霾几千年的史事才终于重见天日。王国维利用甲骨文来解释从不被人重视的神话传说，从而考出殷人的先公先王，证据确凿，信而有征，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这个例子也启发我们：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搞考证工作，必须尽可能利用第一手材料，还要小心谨慎地去“求证”，才能使考证具有真正的科学性。

再举一个例子。著名甲骨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中有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这样几行字：

东方曰析 风曰■ 南方曰夹 风曰■ 西方曰■ 风曰彝

□□□□ 风曰■

其中第四行文字已残，从文理上推求，当是“北方曰某”。这几行字， 文气古奥，很难理解。郭沫若编撰《卜辞通纂》时，认为伪作，未予收录。胡厚宣觉得这片甲骨的字形、刻法都不象是赝品，而是武丁时期刻辞。接着他又从《山海经》中找到了可资印证的材料：

东方曰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大荒东经》） 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

（《大荒西经》）

① 参看附录九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北方曰■，来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北经》） 可见上古东南西北四方之风都有专名。胡厚宣考证，甲骨文四方风名的

写法，虽然与《山海经》不一样，但它们在上古时代肯定是意义相通或者声音相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致的。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到东西南北四方，观察四时的天象，有这样的话：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这话是说，东方之民“厥民析”，与骨文“东方曰析”合，与《大荒东经》（今本“折”字是“析”之误）亦合。仲夏之时，南方之民“厥民因”， 与《大荒南经》合。仲秋之时，西方之民“厥民夷”，与骨文合。惟仲冬之时，北方之民“厥民隩”与《大荒北经》不合，甲骨文缺，无从对照。这里虽未说到四方的风，但可说明甲骨文与《山海经》中所说的四方曰某是指其民，非指其地。这里古代传说，可与甲骨文及《山海经》相印证。如上所说， 这片甲骨不仅不是伪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再以比较晚近的史事为例。《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八年（1635 年） 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曾大会于荥阳，商讨如何抵挡官军。李自成在会上提出了“分兵定向”的策略，从而取得了此后的一系列胜利。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为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所津津乐道。但是此说是很可疑的。

《明史》的这一记载，采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这部书是吴伟业根据他所见到的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公私记载，综合、整理而成的，并不是他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记录，就是说他的书不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的，而是抄录第二三手材料而成。因此我们不能到此止步，草草下结论。

当时还有两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书，作者都与吴伟业同时。一位叫郑廉，曾参加过农民军，他写的《豫变纪略》，记录他在军中的见闻，可是只字未提荥阳大会，这样的大事难道他竟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戴笠，他写的

《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也未涉及荥阳大会一个字，这是很可奇怪的。《绥寇纪略》中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颇有可疑之处， 如书中所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与当时情况不符。焚烧皇陵的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以及闯塌天等著名将领都不在十三家之列，而名声不大的横天王、革里眼、左金王等反在十三家之列。而且，该书所记根据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策略，各家出师活动的方向，也与诸书所记不合。可见这些材料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甚至得自道听途说，是不可信的。

荥阳大会的主要人物是李自成，要解决荥阳大会的疑难，必须从李自成的活动着手。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当时官僚给明帝的奏疏，这些都是第一

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李自成从崇祯七年入陕之后，一直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直到崇祯十一年冬以前没有出关，所以不可能在崇祯八年初到了河南和安徽。据此可以断定，所谓“荥阳大会”是不可信的，崇祯八年农民军焚皇陵，九年与卢象升大战于滁州等战役均与李自成无干①。

三，伪书既经前人鉴定作了断案，一定不要引用，做为证据。

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想再着重强调一下，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屡屡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引用伪书作为论证的文章，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前几年某报登载了一篇介绍日食知识的文章，文中引伪古文《尚书·胤征》，说夏代仲康时我国见到日食，引起人们极大恐惧，“瞽奏鼓，啬夫驰， 庶人走”。《胤征》的这段话，是作伪者从《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抄来的。

《左传》说是引自《夏书》，但是没有说是《夏书》哪一篇，更没有说是在仲康时（这篇文字早已亡佚，不在今天的《尚书》虞夏书中）。上个世纪， 由于有人引用这篇伪作文字，致使当时欧洲天文学家和汉学家们争辩不休①， 结果自然是白费精神。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重蹈覆辙，这不是很可悲吗？

《尚书》中的《大禹谟》、《五子之歌》、《太甲》等篇也都是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早已成为铁案。而现在有人做文章时，却还引它们来说明“仁”的观念源于夏代。《尚书·周官》篇也是伪作，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遗憾的是，在一本介绍秦汉职官制度的书里竟被引来说明先秦官制，岂不贻误后学？

又如《逸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虽夹杂有几篇年代较早的文字， 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人的伪作，或原本不伪而被后人窜乱。如《世俘》本名《武成》，但经后人改窜后，干支全错，又加进大量不可信的东西，说武王灭商后，继续东征西战，伐越、戏、方，伐麋，伐卫，伐磨，伐宣方，伐蜀，擒霍侯、艾侯等等，与同书的《克殷》全不相合；与《史记·周本纪》说周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也不合。按据《汉书·律历志》引《武成》，武王以殷正二月二十九日诛纣，四月十五日即返镐京，“燎于周庙”，中间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不可能征伐这样多的方国②，故知《周本纪》所说为实，《世俘》所说为虚。

《世俘》又详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即敦字）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

（七之误）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当时全中国才有多少人，俘虏能以亿计？如果根据这样的书来研究西周史，岂不是笑话？

有些伪书虽被采入正史，也不能引用。如《汉书·律历志》引《伊训》中的一句话：“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这是一句漏洞百出的话：殷人不称“年”而称“祀”，而且置于文末，直到周初还是如此。伪作者不懂殷代文例，将它置于篇首，而且还有“太甲元年”纪年，可是殷代、周初都没有这种纪年法。不仅如此，文中还出现了“朔”字。“朔” 是初的意思，用于历法，表示每月的第一天，它在古书中出现得很晚。最早

① 详见拙著《明末农民起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5 期）。

① 参看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5 章第 2 节。

② 参看拙著：《说〈逸周书·世俘〉篇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见于作于周平王时的《诗·小雅·十月之交》①：“朔日辛卯。”为什么“朔” 字出现很晚？在天文学知识很不完备的上古时代，人们最初是把月亮初见之日（胐）当作一月的第一天②。经过长期观察之后，古代天文学家才知道，一月的第一天并不是在月亮初见之日，而是在此前的二三天，这一天看不到月亮。于是才产生了“朔”的概念。如果相信《伊训》所说商初伊尹时就有“朔” 的概念，则周初不应以胐为一月之首，因此《伊训》显系后人伪作，不能认为信史。

四，我国史书中的错误，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不易发现的，因此读书时必须细心，才能避免讹误。

《史记·六国年表》多误，如将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334 年）魏惠王改称后元元年误为襄王元年，于是襄王之年提前十六年。惠王卒于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 319 年），次年为襄王元年，年表又误襄王为哀王，于是襄王一人又误为二。又如于田齐，年表书齐威王元年于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378 年），据《竹书纪年》，威王元年当在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 356 年）， 年表提前二十二年，因为它在威王之前脱落侯剡与桓公两代。因此齐伐燕之年本在齐宣王六年，年表则误为湣王十年，与《孟子》不合。又如年表以赵襄子元年当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 457 年）亦误。据《左传》哀公二十年“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杜预注为“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 这一年赵简子已死。《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 使楚隆问吴王”，即本《左传》哀公二十年文。鲁哀公二十年即周元王元年， 在公元前 475 年。这一年冬十一月简子卒，襄子立，所以《六国年表》以周贞定王十二年为赵襄子元年是错的。

又如，《六国年表》以周烈王七年（公元前 369 年）为宋剔成元年。实

际上宋剔成元年是在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 340 年）。宋桓侯在位年数， 据《史记·宋世家》是三年，与《竹书纪年》所记抵牾。《史记·魏世家》

《索隐》引《竹书纪年》说，魏惠王十四年，宋桓侯来朝，时当宋桓侯二十四年。《竹书纪年》是魏史，所记本国史当不会有误。《史记·宋世家》载：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 偃自立为宋君。”《索隐》引《竹书纪年》：“宋易城盱废其君辟而自立也。”

（易城盱即剔成肝），钱穆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桓侯与剔成在位之年可能被误倒，桓侯在位当是四十一年，剔成当是三年。据此，宋剔成元年当在公元前 340 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错误也不少。如以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 530 年）为吴王余昧元年，即是一例。余昧兄余祭元年在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547 年），即鲁襄公二十六年，在位四年卒。《春秋》襄公二十九年书： “阍弑吴子余祭。”《左传》：“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误书为“十七年王余祭卒”，《十二诸侯年表》同误。其实，吴王余昧元年应在周景王二年（公元前 543 年）（《辞海》卷末的“十二诸侯纪年表”依《史记》余祭在位十七年，余昧元年在景王十五年，亦误）。

《史记》两年表的错误很多，不能尽举，今人据《竹书纪年》多所订正。

① 参看拙著《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齐鲁学刊》1984 年第 1 期）。

② 《尚书·召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可为确证。

因《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记战国事最真确，这也证明第一手材料在考证上的重要。

颜师古的《汉书》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但是， 我们也不能处处盲从。如《汉书·功臣表》：“留侯张良以韩申都下韩。” 颜注：“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音。” 连刘知几对颜说也深信不疑。《汉书·张良传》：“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可见，韩司徒是项梁授予张良的官职。《汉书·功臣表》的“韩申都”、《史记·留侯世家》的“韩申徒”都是韩司徒的同音假借，颜师古以韩司徒张良为韩王信，显然是错误的。

上举史书记载错误，不过是几个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中， 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读古书时，一定要十分细心，不可大意，倘若粗心浮气，不仅不能发现问题，而且会跟着犯错误。

五，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

过去讲周代历史的人，往往都喜欢用《周礼》做证据，来解释西周的礼制和史事。解放以后，依然如此。客观原因是周代的史料少，在没有办法时， 往往乞助于《周礼》。《周礼》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假定它编成于战国，距离周初也有六七百年了。先秦古书没有引用《周礼》的，也没有一部书和它的写法一样。显然，《周礼》的作者根据一些先秦的零碎材料， 加以系统的整理，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然而这个理想国与先秦古籍和金文往往抵牾。例如，孟子讲西周封国，公百里，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符合周代的情况，因为当时人口不多，占地也很小。到战国时，各国疆域扩大很多了，于是《周礼》根据战国的情况，解说周初的封国：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再如讲九服，

《尚书·酒诰》说到内服、外服，内服即王畿，外服即诸侯（据《令彝》与

《大盂鼎》殷周只有侯、甸、男三服，无卫服）。《国语》把它变成五服， 名字也不一样了；《周礼》又把它变成九服，每服五百里，实则周制决不可能如此整齐，疆土也不可能如此之大。再如讲赋税制度，与其他古书记载全不一样。其他如土地制度、军队制度、乡遂制度、官制，无不如此。春秋以前不用“军”字表示军队的名称，一般叫“师”，或是叫“旅”；春秋时代才开始有“军”的名称，但仍然是师、军并用，到战国时才一律称“军”。而《周礼》却讲周代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等等，显然是出于想象。再如官制，《周礼》把西周职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冢宰、宗伯、司徒、司马、司寇（冬官缺，当是司空）等官为六官之长，这样整齐的官制不见于《尚书》和金文，故知其全出自理想。再如，金文中常见“善夫”之官，是天子近臣，掌出纳王命之职。到《周礼》，“善夫”变成了“膳夫”，成了厨师。又如“师氏”，原是领兵的官，到《周礼》却成了教书的老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样一部书来解释周代的制度。

汉人写书好称引古昔，广搜博采，以多为胜。有的书记三代名物、典章制度、帝王世系等，无所不备。如《礼记·明堂位》记述虞、夏、殷、周的礼器，车、马、尊、爵、俎、豆等等，应有尽有，灿然大备。车，有虞氏是鸾车，夏后氏是鸾车，殷人是大路，周人是乘路；尊，有虞氏的叫泰，夏后氏的叫山鉤，殷人的叫著，周人的叫牺象。如果三代礼器到汉代还如此详备， 为什么春秋时的孔子还要发出“文献不足征”的慨叹呢？这里的奥妙，是不

言自明的。

《淮南子》一书，内容也极驳杂，有些简直是无稽之谈。比如，书中记载上古的疆域时说：“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夏桀、殷周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据此，则夏殷之时不仅疆域辽阔，北到今天的长城以外，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到今天的敦煌，东到大海，而且有了郡县制。可以与这种记载相媲美的还有《大戴礼记》， 说颛顼时的疆域就“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四至的地名虽略有变动，版图并未缩小，年代却又大大地推前了。如果据此， 中国自远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我们当然不能上这种书的当。孟子说过：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也说：“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诗·商颂》炫耀殷的武功，也只说“邦畿千里”。大一统的局面直到秦始皇时才出现，《琅玡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明眼人一看便知，《琅玡刻石》正是《淮南子》、《大戴礼记》所说疆域的蓝本。

夏商周三代文字史料少，许多问题一时弄不清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可以付之阙如，留待将来。切切不可妄立新说，再从晚出古书中来寻找“证据”，这种情况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

六，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

古代由于字少，字义也不固定，只要音相同，往往可以通用，这就是所谓“同音假借”。这种情况到汉以后就比较少了，先秦时则很多。后代有些人就因此而滥用通假的方法去解释古书，成了一种弊病。举例来说，《诗·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肆。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这里的“汝”，是指河南的汝水，诗的本义可能是写一个妇人去寻找自己的男人，以及他们见面的情况。这本来是很简单明了的，但一位古史家却解释得非常离奇。他引《竹书纪年》宣王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的记载，说《汝坟》里的“条枚” 就是指条戎；并且引《孟子》、《左传》，证明“条”也就是“分鲁公以殷民六族”里的条氏；另外，秦国有徐氏、修鱼氏，他说徐、修、条都是同音， 所以都通用。又说鲁公伯禽伐淮夷，这个“淮”字古音读如“椎”（音堆）， 椎、条声母同为定钮，所以淮夷与条戎也是一族。又与鸣条之条同音，而鸣条是叟瞒的倒音，即鸣与瞒同音，条与叟同音，所以它们也是一族。叟瞒在春秋时属于长狄。这样一来，西戎、淮夷、北狄、东方殷民六族，全是一族。又说汝坟之坟古音奔，所以就是奔戎；奔与彭同音，所以它和大彭（在河南、湖北之间）也是一族；而条和巢也同音，所以它和安徽一带的巢国也是一族。按照这种解释，周的四围的少数民族都成一族了。诗中有“王室如燬”一语， 宣王虽打过败仗，也不至于这样，显然这是东迁以后的诗，作者却说成宣王时，而且把东南西北的各族人都说成一家，这种考证方法实在是牵强附会得近乎游戏。

再举一个例子。殷人习俗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字作庙号，所以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父丁”、“祖甲”、“妣丙”之类的称呼。当时十个天干字的写法与现在很不一样，如“丁”写作“■”，“丙”写作“ ”，这是稍具古文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有人在考证古史时却别出心裁地说，“■”不是“丁”字，而是“珠”字，“ ”是“鉏”字。又说珠与

鉏、铸、郰、祝、楚等同音，因此可以通用。由于古书上有“帝喾封于鉏” 的记载，所以凡有这类铭文的青铜器都属于五帝时期的制作物。他还据此进一步“考证”出了七种“五帝时期的货币”，从唐尧、帝喾到轩辕、颛顼、神农时的货币色色俱全。他还断言，“商三句兵”中的第一个“大父日癸” 就是帝颛顼祖珠的元子、帝颛顼柱氏的首目。第二个“大父日癸”多是前者的继承人，是掌握祭祀大典的礼官。他还声称，根据金文族称的音标规律， 可以整理出一部“有系统的五帝简史”，云云。象他这样判定铜器的时代， 真比变戏法还容易，既不需要考古地层学和器形学的科学证明，也不需要古文献的确切根据，只要靠一两个字的“通转”，就把大批商周青铜器划入五帝时代。虽然结论耸人听闻，但终究是纸糊的房子，经不起一戳。

在古汉语中，语音与语义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认为某音必然要表达某义。我们应当吸取汉人滥用声训的教训，使用声训方法时，一定要十分慎重，要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把通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双声叠韵，牵强附会，强作新解，就会笑话百出，使考证庸俗化。因为按照那种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说刘备就是吕布，刘、吕是双声，备、布也是双声。也可以说庄周就是杨朱，庄、杨迭韵，周、朱双声。还可以说兔就是虎、鸽就是鹤，因为它们都是同韵字。甚至可以说鱼就是象，鱼是鱼部字，象是阳部字，鱼阳可以对转。这种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可见，在考释字义时乞助于通假、通转， 虽然能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却是十分危险的。总之，用通假办法去解古书， 必须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主观臆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懂得证据的重要性，今天的学者反而不懂， 就很不应该了。

七，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名，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要坚实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被拆穿。这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今文学家所做的考证，作为只凭想象， 不要证据的典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依照他的观点，凡古文经都是出于刘歆伪造，象《左传》、《古文尚书》、《周礼》、《逸礼》等等，全是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根据呢？没有，完全是出于主观想象。现在相信他的说法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他的论点实在站不住脚。但也有少数人例外，不久前还有人写文章、写书，替康有为辩护，但他的一些所谓“证据”却十分可笑。例如他根据司马迁说过左丘明作“春秋国语”， 没有说作《左传》，所以《左传》肯定是刘歆伪造的。他不知汉代今文学称

《公羊传》为《春秋》，古文家则称《左传》为《春秋》，这是有明证的。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明明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可能是《左传》的旧称，怎么能说司马迁未说《左传》是左丘明作的呢？他还说《左传》是抄袭《史记》而成。我们知道，《左传》最晚成书于战国， 怎么可能抄《史记》呢？果真如此，《左传》就应当与《史记》记事一样， 但实际上《左传》和《史记》说的往往不一样。例如《左传》说共伯和干王位，而《史记》则说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记·晋世家》讲赵盾全家被屠岸贾所杀，只剩下一个孤儿，并且还有程婴、公孙杵臼等救孤儿，为赵家报仇的故事，《左传》里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怎么能够说《左传》是抄袭《史记》的呢？象这一类的所谓考证，就是不要客观证据，全凭主观想象。

搞考证不要证据，只凭驰骋主观想象，哗众取宠，这类例子太多了，可以不谈。不过近来在某些研究专史的同志中，又出现这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许多事物都要追溯到殷商，似乎殷商是一切文明的渊源，什么东西都是殷代已有之。为了证成其说，他们任意曲解甲骨文字。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六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庚午卜贞，乎舞，从雨。”意思是说，庚午这一天卜问，用 祭和舞蹈来祈求纵雨是吉还是不吉 字在这里当祭名用， 在甲骨卜辞中一般与战事有关。有人在撰写体育史时，对这条卜辞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他说“”是踢足球的象形字，□象足球，是踢球的双脚， 这条卜辞是说用踢足球和跳舞的形式来求雨。他据此断言，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有了足球这种体育运动。由于说法新奇，吸引了一些不懂古文字学的读者。我们要问，用踢足球的方式求雨，这在古代文献上有根据吗？ 殷代已有足球运动，那么周秦两汉有没有相应的记载？ 是踢足球的象形字，那么甲骨文中还有一个 （围）字，能不能说就是足球比赛的象形字呢？

还有人根据卜辞中“甲戌卜，殻贞，我马及■”一条，断定“我马”就是“我的骑兵”，进而推定殷人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了”。何以见得“我马”就是“我的骑兵”？难道二者是同一物？我国直到春秋时都还没有骑兵， 怎么殷代反倒有了？这种态度不免太草率。

有的搞农业史的同志，把甲骨文中的 字说成是蜜蜂，并推定我国益虫利用的技术始于殷代。象这一类的“祖国之最”，这几年见得很多，纯粹是猜谜射覆，如同儿戏，毫无科学性可言。

古文字考证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前辈学者曾有“一字十年得”之慨叹。考证文字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严肃的态度和周密的分析，不能单单从字形上猜测，必须要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证据，才能下结论。有些人害怕下功夫，总是用想象代替科学研究，这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八，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象“老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

这一点正是今天许多人最不注意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

《胭脂》，讲施润章（愚山）断案的故事。被告人蒙冤被判了死刑，不服， 上告到道台那里，道台维持原判。最后告到施润章那里，他感到案情有可疑之处，于是细心调查，终于使冤情大白。我们做考证时，也要有这种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

古人往往也很粗心，因此古书中张冠李戴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春秋时鲁国人南宫适字子容，一称南容，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提到他，称赞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且“以其兄之子妻之”，说他是一位“尚德”之人。而《左传》上有一个叫南宫说（又名縚）的人，又叫南宫敬叔，是鲁国的大夫。郑玄于《礼记·檀弓》“南宫縚之妻之姑之表”下注云： “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阅也，字子容，其妻孔子之兄女。”于是将南宫适与南宫縚二人误认为一，一个“尚德”的君子变为“载宝而朝”的官僚。后来杜预注《左传》，司马贞注《史记》，朱熹注《论语》都沿袭了这个错误，于是使南容受诬千古，直到崔述作《洙泗考信余录》才弄清了这个错误。

再如，《韩诗外传》有这样一段话：“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

逸。’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逸闻。”这段话是从《吕氏春秋》中抄来的，但又抄错了。原文是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韩诗外传》讹为颜渊与定公的对话。定公时，颜渊年岁尚少，不可能“侍鲁定公于台”。刘向作《新序》也采《韩诗外传》之说，以为史实。其实《吕氏春秋》所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 也是虚构的，不过是主张黄老之学的人，假托此事打个比喻，希望执政者虚静无为。《韩诗外传》将颜阖误成颜渊，又将虚事当史实，实在是太粗心。

总之，读书时，稍一疏忽就会出差错。不求甚解，用想当然来代替研究， 就会指张三为李四，在此基础上再加推论，就会导出违背事实的结论，说得越多，则错得越多。这类教训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