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农民经济

客观地估计，汉初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当时社会刚开始从战乱中恢复，田园荒芜已久，人口流失，农民很容易得到土地，汉朝政府也采用一些措施扶植自耕农，轻徭薄赋。汉武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小农破产流亡者很多，但直到东汉晚期以前，两汉农民中大约仍以自耕农为主。东汉晚期开始，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迅猛扩张，农民越来越向佃客、部曲转化，自耕农已不占主要地位。佃农的数量也不少。武帝初年，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破产农民只能租种豪民的土地，交纳一半的收获作为地租，而国家对自耕农仅征“十五税一”的田租，佃农负担沉重，过着“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的痛苦生活。自耕农、佃农，在身份上都是自由农民，秦统一后将个体小农称为“黔首”， 秦汉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小农人身上没有什么限制，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出卖个人劳动力。政治上打破了原来贵族世袭的特权。秦汉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官员和武将就是农民出身的。雇工劳动在当时也很流行， 不少编户齐民因生活窘迫，为人雇佣。如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就是佣耕出身。史书记载的西汉丞相匡衡，“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东汉时的卫飒，“家贫好学，随师无粮，常傭以自给”。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自耕、佃耕和雇工劳动之外，当时还有奴隶劳动，作用也不可低估，总之，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成份复杂，与之相适应，各种劳动形式也都相随并存。

两汉时期的普通农民，被国家称为“编户齐民”。齐民，即是言他们的身份无贵贱之分都受郡县管理。编户齐民规定了农民自由民的身份。自由农民作为编户齐民，在政治上可以享受二十等爵的待遇。二十等爵制度由秦国商鞅开创，原为奖励军功，汉承秦制，设立了从最低的公士一级到最高级彻侯的二十等爵制，爵级越高，身份和利益就越大，到了关内侯、彻侯这些最高爵级，往往只有那些极少的声势显赫的大官僚贵族才能得到，普通农民一般只获有最低的几个等级。尽管如此，两汉普通农民能与官吏一起置身于二十等爵制之下，当时也有一些高官达贵正是由平民布衣身份而封侯拜相，这充分说明了两汉平民的自由民身份，两汉国家并未堵塞普通农民政治上的仕进之途，为官为民并没有天然的殊途，社会内部流动是很活跃的。从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来看，两汉国家的统治是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编户民对国家有租税徭役负担。田租是向占有土地的农民征收，一般是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每人还要交纳算赋或口赋。汉代成年男子一生还要服兵役 2 年，包括到边塞当戌卒。两汉政府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但当时农民仍难免受封建国家的压榨，遇上战事而被征发者处境尤惨，像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天下苦其劳”，“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老百姓不堪其负，“至于生子辄杀”。

西汉时，晁错给文帝的上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 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

这段话是对两汉农民生活状况的一般概括，5 口之家的说法也可从两汉人口登录中得到验证。有人根据东汉 8 次人口登记的数字，将总人口除以总

户数，所得每户平均数也是 5 口左右②。又据梁方仲对两汉户口、垦田的研究，

两汉每家农户平均占地 70 亩左右，人均占地 14 亩左右。这和前面晁错所言“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相距不远。大约两汉农民每家占地百亩的也相当多， 可与富裕农民之列。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具体记载了当地农民占地情况，在 19 家农户中，每户最多占地 54 亩，最少占 8 亩，各户平均

占地 24.6 亩，每人平均占地 5 亩左右，全属小土地占有者，每家所占土地极其微薄有限。两汉农民中像这种情况者估计要占相当高比例。当时农民中也有土地买卖发生，现代考古发现一批记录土地交易的汉代“买地券”，证明了汉代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普遍存在，不同于史书文献中记载豪民兼并土地动辄百顷、千顷，买地券所载的土地数量不过几亩或几十亩。像《曹仲成买地铅券》讲曹仲成用九千钱买地六亩，《王未卿买地券》讲王未卿买田三亩，《房桃枝买地铅券》则讲两个妇女之间买卖一亩地之事，表明这些土地买卖都是农民之间进行，极有可能属于调余补缺的性质。

小土地经营，5 口之家及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存在——这些两汉农民的经济特点，是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的共性反映，它极易生存延续。两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都是小农经济繁荣之时，但这种繁荣本身又有不稳定一面，自然灾害、官吏征榨、地主兼并、人口压力等都会使小农经济落入破产凋弊之地，这种两重性贯穿整个两汉小农经济发展历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