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商业的萧条

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必然引起城市和商业的萧条。大庄园经济的萎缩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市场的供应，手工业产品由于种种原因而滞销。进入 3 世

纪，由于军队叛乱、武装政变与割据，使自公元 2 世纪以来就已经开始的各省在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倾向进一步加深。那些最先进的和最富足的外省经常面临外患的冲击。公元 276 年日耳曼人对高卢的洗劫，使高卢最富足的地区沦于荒废，大多数城市完全丧失了复原的力量。多瑙河地区受到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的蹂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也是如此。北非则有利比亚部落和摩尔人的攻击。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对城市和商业造成了很大破坏。每个皇帝最着力的就是为自己的军队索取金钱、粮食、衣着、武器等，他们谁都不愿意使国家收入限制在合法的形式以内。由于海军的组织十分涣散，海盗重新活跃起来，海上又像公元前 1 世纪时那样不安全了。因此各省之间的商业遭到破坏。此时，罗马帝国与印度间的商业关系几乎完全中断（在印度几乎没发现过一枚公元 3 世纪时的罗马钱币）。这种关系直到拜占庭时代才恢复。帝国政府的税收和金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经济的衰落。帝国政府在

经济已近破碎、税源已成问题的情况下，把缴足税款的责任强加到各地方市议会的头上。如果某个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额，那个地方的市议会的成员就要担负补足的责任。随着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地方捐税的逐年增加，地方市议会的成员再也无力负担。公元 3 世纪下半期，在许多城市中，每当市议政会开会，市议员和官员们没有一次不谈到派差的事——怎样在城市富户中分配这些差务和下一次选定谁担任这种注定要倾家的使命。在此重压之下，有的人遂弃位逃避，在位的也日益贫困。随着城市经济的衰落，城市中等阶级的没落也在加速。“派差制度把原先归城市或富裕公民为自身利益而花费的每一笔财物都转入了国库，都转入了政府的财政经办人的腰包之内。这样一来，帝国本来就不很多的资本积蓄受到严重的侵害，自从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以及混战时期的皇帝们对它施加致命的打击之后， 它就一直不曾恢复。”①城市因此对帝国政府抱有敌意，亚历山大里亚就因为

① [美]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628 页

不满于日益加重的强迫性的财产税和自治市派差之类的负担而遭到卡拉卡拉的镇压。亚历山大为了吸引商人，特别是为吸引他们到罗马来，许诺废除他们应缴纳的赋税。与此同时，国家加强了对船主和商人同业公会的控制，因为如果不实行强制，并且如果不以国家控制作为最后手段，政府是得不到必需的供应品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课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和城市（以城里的显要人物和市议政会议员为其代表）所应承的责任，从来没有像公元3 世纪时这么沉重”②。卡拉卡拉经常向城市勒索强制的贡礼，这是一种沉重的和任意规定的财产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了解救财政危机，大量发行劣质货币。此举造成货币流通的危机，使商业交往出现了物物交换的状态， 甚至官吏薪俸也以实物发付。同时也形成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开支扩大——加重税收——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使商业进一步凋敝，城市更加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