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经济的衰落

经济的衰落

30 多年（公元 235—268 年）的政治败坏和混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和乡村。蛮族的进攻和波斯的不断入侵，切断了帝国东方各主要工商业中心之间的一切主要商路。创造和维持高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城市逐渐凋零了，并由于居民的大批离散和逃亡而荒凉起来，其中大多数城市几乎不再存在于地球上了。依然残存着的只有少数城市，特别是那些曾经成为工商业大中心的城市。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化，消费者日益减少，市场越来越缩小，但帝国的横征暴敛却日益加重，居民需要的手工业产品，随着购买力的降低生产日益减少，一些工业只能靠国家订货来维持。但帝国政府规定的价格又极低，更使工业走向萎缩，大工业作坊逐渐绝迹了。随着商业和运输业的衰落，商人和船主的境遇也日益困窘。如果有人买了船只，经营商业，他就成为船主或商人行业组织的成员，他就必须纳税和给帝国政府服役和运货，然而所得报酬极为低微。城市工商业者除饱尝经济困难以外，还要遭受战争的灾害。当时城市不仅是外族进攻的对象，而且也是皇帝军队的掠夺目标。人们追踪、搜捕城市中产阶级，对他们进行迫害、敲诈和虐待。自治市权贵们由于受到有计划的迫害而人数大减，由于一再遭遇抄家和被迫担负政府对人民施加掠夺的任务以致家业凋残。农业也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危机。因为工商业的不振剥夺了农业所需要的资金，而国家的苛政又掠走了农业中的劳动力和大量农产品。如果多生产一点儿，国家就会多拿走一点儿，最好生产仅足以维持自己的家庭，而不要枉费气力去改善自己的地位。战争、债务、徭役和繁重的捐税，使农村居民日益贫困破产。大量人口流浪各地，许多中小田庄破产。

在帝国晚期，政府向已经破产的劳动人民征税已经日益困难，但赋税和徭役仍在增加。繁重的捐税、徭役和债务的压榨已使广大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地方官、收税吏以及帝国军队的勒索，更达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流离失所，向各处逃亡。广大劳动群众的流离失所打乱了帝国全部税收和徭役制度。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和维持帝国政府的收入，皇帝们把广大劳动群众强制性地牢固束缚在土地上和各种行业中。公元 4 世纪时通过法律形式，将隶农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耕种那块土地。商业和运输业也都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世袭负担。帝国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把这些团体的成员固定在他们的职业上，并用强迫手段，增加新成员，以维持这些团体有

足够的人数。工匠、手工业者也被束缚在自己的同业公会里；他们的职业也是世袭的，儿子必须从事父亲的职业。各种行业居民被迫组成的各种同业公会，必须为其成员担负税款，供应实物和负担徭役。农村的小农庄主和城市市议员也处于同样境遇。他们也被束缚于自己的土地和职业上。这时，各城市的自治权已丧失殆尽，市议员变成了帝国政府无报酬的代理人。他们负责收缴赋税，摊派加在城市及其管辖区内居民身上的各种徭役。随着奴隶制农庄的瓦解、工商业的萎缩和城市的衰落，市议员们已无力完成他们的义务。但帝国政府却用各种手段胁迫市议员。从 4 世纪中叶开始，所有居住在城市

并拥有 25 犹格以上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被登记为市议员。如果某个城市的税

款不能凑够足额，这个城市的市议员就要负担补足的责任。公元 326 年又发

布法令，禁止城市议员做教士，不许他们借此豁免纳税义务。到 4 世纪末，遇有税款缺少或欠交时，甚至规定要在那个城市处死三个市议员。晚期帝国这架专门用来榨取臣民血汗的庞大机器，逼得市议员也纷纷逃散。这种“以奴役耕地者和城市工匠为基础的税收制度既苛重又不公平，成了束缚了每一个人身的锁链，妨碍了经济生活的自由发展，使得经济生活停滞不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