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农民经济

两汉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牛耕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农业的重大进步。两汉时期，牛耕和铁农具在全国得到推广，使用更为普遍，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京城长安和三辅地区，教老百姓使用 2 牛 3 人的耦犁法耕田。东汉章帝时，王景做庐江（今安徽中部）太守， “教民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东汉人崔寔记载辽东地区犁耕的使用，“今辽东耕犁，既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个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远在岭南的九真地区（今越南中部），东汉初年也开始使用牛耕。汉代牛耕的普及，还可从考古材料中得到验证，内蒙、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都多次发现有牛耕的图画，足以反映牛耕在汉代普及之广。铁器在汉代农业生产中也得到重视。汉武帝为了推动农业的改良，在中央的大司农设置了铸铁之官，同时在全国 44 个郡县设置了铁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

两汉的水利工程建设甚丰。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汉代修渠灌溉相当普遍。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最为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灌溉渠道。联系关东和长安的漕渠，全长 300 余里，历时 3 年建成，使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以灌溉。为灌溉长安周围的农田，还修建了龙首渠和六辅渠。其中龙首渠采用了井渠法，民工在地面打井，井下水道相通。最著名的渠道是太始二年（公元前 95 年）开凿的白渠，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百姓受益很大，作歌以颂。东汉官民对原有的水利设施加以保持和修复，还兴建了许多陂塘河渠，光武帝时重修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使几千顷农田变为鱼米之乡。此外，如庐江郡的芍陂，下邳国的蒲阳陂，会稽郡的镜湖，都是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些考古遗址里，像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都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具，上面还有水渠和闸门，这说明南方各地也在广泛使用小型灌溉系统。黄河的治理是两汉时期一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西汉文帝和武帝时，黄河两次决口，为害很大，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

征调了几万民工修治，使此后 80 多年里黄河都没有大水灾发生。东汉初年，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在荥阳以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北）海口千余里的河段上修渠筑堤，消除了为害几十年的水患，此后 800 余年黄河没有改道。

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方面，秦汉时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赵过推广的耦耕法，由 3 人 2 牛协作而成，2 人在前牵 2 牛，1 人在后扶犁，这种简单协作的劳动方法比较适合于农业家庭生产。赵过还提出了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这种方法是把 1 亩土地分成 3 条甽，宽 1 尺，甽上是

垅，也宽 1 尺，用垅边的杂草沃土来给甽里禾苗壮肥，耐风耐旱，同一块地上的甽陇年年调换，来恢复地力，因此叫作代田法。代田法配合牛耕，都属农业投入密集型草方面的改进。这样精耕细作，使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很大提高，每亩产量可超过普通田 1 斛到 2 斛。代田法适合于黄土高原，在关中和西北得到推广。史载，当时“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足见收益不少。汉成帝时，汜胜之又在代田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田法，这是一种强调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法，把土地划成数寸大小的小块，挖成沟坎，多灌溉，多施肥。区田种植以小块田为单位，山陵、高陂地都可以开荒区种，又能充分利用水，适合干旱地区。区种的收获量远高于一般方法，最高可达一亩百斛。东汉时，农耕器具又有改进，在中原地区，牛耕改用短辕的 1 牛挽犁，比长辕的 2 牛抬扛要方便许多。全用铁制的犁铧已大量使用，省力耐用，利于深耕。此外还有用来锄草的曲柄锄，收割庄稼的大镰刀，都是新的创造。

汉帝国幅员广阔，各地农业生产差别很大，还有许多落后地区仍然使用耒耜耕种，1 人所耕不过 10 亩，效率很低，一些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当时黄河流域，是全国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区域，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西汉人口的 90％以上都分布在北部黄河流域，其中豫州一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1/50，而人口却占全国 13％以上。以豫州与江南的扬州豫章郡相较，豫州的大小只及豫章郡的一半，而人口已达 750 多万，是后者的 20 多倍，足证南北人口分布之悬殊。东汉时期，南方人口显著增加，扬州人口从 320 多万增至 430 多万，荆州人口从 350 多万增到 620 多万，益州人口从

470 多万增到 720 多万，而北方人口除冀州有增加外，其它各处都呈减少的趋势，说明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有南移的趋向，而南方人口的增长更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减少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终汉之末，北方黄河流域仍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两汉农业生产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之列，在中国农业漫长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非常卓著的地位。两汉人口已有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记载，西汉人口数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记录最高，当时全国人口已达 59，594， 978 口。东汉时期的户口最高统计数字，是桓帝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的人口记录，全国人口为 50，066，856 口。两汉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 5 千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以后近 1 千年里，中国人口数量也一直在这个水平上徘徊不前。汉代人口高峰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全国粮食总产量和农民每户平均粮食生产量都有很大提高，足以在两汉 400 多年里维系 5 千万人口的粮食消费。

与当时西方相比，罗马帝国在公元 200 年左右达到人口全盛时，估计有 4600 万人口，比之两汉最高时还少 1 千多万。当时欧洲人口估计有 3，600 万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洲人口则有 2，800 万，都比汉帝国少得多。汉代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基本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人口增长推进了农业的发展，加快了荒地的开发。生产工具的改良，粪肥的利用，水利的兴修，这些卓有成效的农业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特色，影响深远，直至本

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汉代开创的精耕细作下的小农家庭劳动形式，在生产工具和资源投入上并无重大改进，这固然说明了汉代农业生产的成熟，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是人口的主体，人口的增长推进了农业的发展，而新增粮食主要用于新增人口消费，积累很少，所以精耕细作下的传统农户家庭经济不能摆脱人口压力。农业进步虽在汉代达到很高水平，却再难以有根本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