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自魏晋三国到隋唐统一之前，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少有战火之破坏，北方移民不绝而来，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裕的人力资源，江南地区在这三四个世纪中获得长足发展，以至隋唐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从北方移至江南。

西汉时期，江南仍属落后地区，《史记·货殖列传》描述江南地区是，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饥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三国孙吴时期，长江中下游沿岸和太湖流域的许多荒地得到开垦，精耕细作之下，稻田每亩可以收获五六斛。孙吴的手工业也在发展，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有进步，造船业十分发达，建安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业中心， 设有典船都尉，监督工匠、罪犯造船。孙吴的海船北达辽东，南及南亚诸国， 公元 230 年孙权派了一支万人的舰队到台湾，足证孙吴造船技术有很高水平，得以发展雄厚的海上势力。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发展十分显著。众多移民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拓荒运动，原来废弃之地重新得到开垦，还围湖造田、占山立庄，耕地面积有很大增加。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很多水利建设：东晋时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堰，灌溉田地 800 多顷，乌程（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

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 200 余顷。南朝宋齐粱相继修复陂塘堰堤，

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代六门堰，溉田 3 万余顷。此外，还在钱塘江、浦阳江一带修建过堤堰闸门，来调节水量，防止旱涝。此外，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推广种植，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推行。茶业在江南的发展也值得一提，三国时江南已有饮茶之风，东晋南朝时饮茶成为时尚，植茶、制茶业随之兴起。

手工业方面，最发达的生产部门是冶铸、造纸和制瓷 3 个部门。西晋时， 南方的冶铸并不发达，到东晋时，扬州发展成为冶铸的中心，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有东西二冶，荆益二州的冶铸业也有相当规模。官府冶铁作坊之外， 民间鼓铸也有发展，冶炼技术还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铁的产量很大，梁武帝用东西二冶的铁器数千万斤塞堵浮山堰缺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

在生产技术上也有重大突破，发明了“灌钢”冶炼法，梁朝的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①，这种杂炼生鍒的炼钢法，就是灌钢法，它是把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冶炼，几经锻打捶炼，挤出杂质，就成了优质钢材，费功较少，产量较高，既可制兵器，又可制农具。造纸业在东晋南朝时有很大发展，当时除了用麻类纤维所制造的麻纸之外，还开始用藤造纸，称作藤纸。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是藤纸的著名产地，王羲之曾把会稽库存的九万张纸送给谢安，可想见纸的产量之大。由于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到南朝时纸已完全取代了竹帛的地位，这对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东晋南朝的制瓷业在中国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技术和产量上都有重大突破。当时已学会制作青瓷，考古挖掘出各式各样的青瓷器皿，说明瓷器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生活用具。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组织更依恃官府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 商品经济萎缩，都邑和手工业遭到破坏，官府所需要的日用手工制造品只能自设工场制造。同时因为工匠难觅，政府都加强了对手工工人的人身控制。东晋南朝设立了百工户的户籍，蒋手工工人都充入其中，令其终身服役，世代相袭，身份十分卑贱，等同于封建国家的农奴。百工户分成许多细类，有冶工、锦工、车工、炭工、柴工、纸工、锁工、甄工（瓦器工）、军器工等， 像东晋设有 39 个冶令，辖冶户 5，350 家。百工户不堪沉重的剥削，或消极怠工，或大量逃亡。南朝萧齐时被迫改变对百工户的政策，据《南齐书·明帝纪》记载：“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悉开番假，递令休息”。百工在番假休息之时，可以干些私活。此外南朝政府还采取“雇借”、纳钱代役和年老退役等措施，使百工地位有所提高。

东晋南朝商业发展很快，商税已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之一。商税有市税， 有估税，凡在市场营业的商人都要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市税；估税是对交易双方所抽的税，税率是值百抽四。政府还在水陆要道置关津，征收关津税， 税率是十分税一。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南方兴起了一批重要城市。建康

（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梁时建康有户 28 万，城内有 4 个大市，10 多个小市。京口、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城市都相当繁荣，其中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自南朝开始，有林邑、扶南以至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前来通商，输入象牙、犀角、香料等，带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