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再上一回主席台

正处级调研员詹文茨年龄已届60周岁，按照我国目前实行的干部离退休制度，该办理退休手续了。

在办手续之前，组织部张副部长找他谈了一次话。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问到老詹有些什么困难？对组织上有些什么要求？老詹谦恭地两手一摊，说：“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照顾够多的了，什么困难都没有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在正式退下来之前，让我再上一回主席台。”

这个要求使张副部长感到非常意外，一时间不知该怎样答复他。

老詹在退居二线之前，是一位分管公交线的副县长。那时候，从挂在县政府小车班办公室里的“出车安排”黑板上，就可知詹副县长会议之多——差不多是天天都有，有时甚至是一天两三个会——县一级的公交会议，镇一级公交线的会议，甚至重点厂企的群英会、表彰会、职代会……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会议，都必须将本战线（甚至是县）的最高领导人请到会，才能说明“上头”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会议，会议……几乎没有一次会议不是詹副县长坐主席台的。有的时候，早上詹副县长公文包一夹，保温杯一端（他随身带着一只妻子用尼龙丝织了网套的保温杯），不用到办公室，直接到车库上了那部通常安排他坐的面包车上，然后问司机：“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司机按照“出车安排”黑板上写明的时间、地点，就会分毫不差地将詹副县长送到会场去。

詹副县长一语双关地称这样的日子为“台上生涯”。他坐在主席台上，不停地吸烟，服务员定时或不定时地为他的保温杯续上茶水。他讲话的时间毕竟只占整个会议时间的小部分，档次稍高的会议，是由会议主办单位提供讲话稿的，他只需要照着讲话稿念一遍。有时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事先将讲话稿送他审定，就直接将《詹副县长在XX会议上的讲话》文稿放在主席台前排中间的位置上，他就座以后即可见到；较低档次的会议，是没有事先安排讲话稿的。用詹副县长自己的话说：“我这人不用讲话稿，讲上三四个钟头不成问题。”由于会议是分“线”开的，听他讲话的人一般都很少重复，因此也没谁反映他在不同会议上讲话的内容基本雷同。

严格地说，主席台也就是詹副县长的“流动办公桌”。因为在他讲话以外的时间，他可以干许多事情——阅读必须由他圈阅的文件，审批一些下面送来的报告，甚至他还利用这个“空档”写过私人信件——他在信的末尾写道：“繁忙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致使复信的事一拖数月。没办法，这封复信还是在会议进行中草草写就的。”

不过，詹副县长凭良心说，会议虽多，工作虽忙，但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压力——那时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按照“上头”的安排去做。有时下属在言谈当中夸奖詹副县长领导有方、工作能力强，他就万分谦虚地说：“这种话千万不要说。其实，我这工作，只要读得懂一份文件的人都能干好！”

那一回，他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要求他找找关系开个后门弄个学位。原则性挺强的詹副县长不但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反而教训了他一顿，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有的时候书读得越多越蠢。你看我，因为当初家贫，只读了个高小，就告别校园出外讨生活，不也一样抓起了全县公交线的工作？有本事你自己考上去，不论读到哪一级学校我都供你；考不上嘛，走后门的事我们不能干。”他许多时候说话都说“我们”，但谁也弄不明白他说的“我们”除他以外还包括谁。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那次调整领导班子，他由副县长级“上调”半级，退下来当了巡视员。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上过主席台。

真奇怪，过去几乎天天上主席台，仿佛是云里雾里昏乎乎地就过来了，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坐主席台的滋味。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每逢有必要出席的会议，他坐在听众席上，望着主席台上的人，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心里明白，当今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信息时代，这主席台真是不好坐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提出再上一回主席台的要求。

张副部长听完了老詹的陈述，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我一定将你的这个要求原原本本地向领导反映。一有结果，我会马上用电话通知你的。”

（原载《佛山日报》199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