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苏、

美、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自 1945 至 1949 年，德国分为东占区（即苏占区）和西战区（即美、英、法占区）。东、西占区执行着不同的政策。1946 年 4 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为苏军支持的领导党（后为执政党）。1949 年 5 月 30 日苏占区召

开了第三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建立。在这过程中，纳粹德国时期一部分流亡在国外的反法西斯作家陆续回到苏占区。先后回来的作家有贝歇尔、布莱德尔、安娜·西格斯、魏纳特、弗·沃尔夫、阿·茨威格、布莱希特、雷恩、马尔希维察等。也有些作家回到西占区，或者留在美国、瑞士等国。

贝歇尔等一批著名作家回国后，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争取德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的统一而斗争。1945 年 7 月在柏林成立了以贝歇尔为主席的“德国民主改革文化联盟”，并出版《建设》杂志； 执行以“人民阵线”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政策。这些反法西斯作家一方面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或文化领导工作，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贝歇尔的诗集《还乡集》（1946）和《德国十四行诗》（1952），布莱德尔的长篇小说《儿子们》（1949）、《孙子们》（1953）和《新的一章

》（1959—1964），西格斯的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1949）和《抉择》（ 1959），魏纳特的前线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1951），弗·沃尔夫的喜剧《女村长安娜》（1950），阿·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停火》（1954）、

《时机成熟》（1957）和《梦是珍贵的》（1962），布莱希特的剧本《公社的日子》（1948—1949）、诗歌和戏剧论著，雷恩的长篇小说《特里尼》（1954），马尔希维察的长篇小说《库米阿克—家的归来》（1952）和《生铁》（1955） 等等。纳粹政权统治时期隐居在国内的老作家法拉达发表长篇小说《各人单独死去》（1947），凯勒曼发表长篇小说《死之舞》（1948）。这些文学创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继续揭露和批判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描写反法西斯斗争；一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及新时期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为战后初期

荒芜的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与这批老作家争相斗妍的是当时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也都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和生活的考验，在参加民主德国恢复与建设工作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阿皮茨（1900—1979）原是出版社编辑，1958 年发表长篇小说《赤手斗群狼》，根据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描写了集中营里各国反法西斯战士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英雄事迹，扣人心弦，获得很大成功，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博多·乌泽（1904—1963）的长篇小说《爱国者》（1954），描述广大爱国者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小说家克劳迪乌斯（1911—1976） 在 1951 年发表长篇小说《站在我们一边的人》描写生产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诗人毛雷尔

（1907—1971）的诗集《四十二首十四行诗》（1953）和《要素》（1955） 等，以抒情方式表现了时代的特点。小说家兼剧作家施特里马特（1912—） 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丁柯》（1954）和喜剧《猫儿沟》

（1953）等都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矛盾和斗争，风格纯朴， 语言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和幽默感。斯特凡·海姆（1913—）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二次大战中参加美军，他发表的长篇小说《十字军》（1948）、《理性的眼睛》（1951）等，根据亲身经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西斯的崩溃及战后占领区的状况。诗人库巴（1914—1967）的长诗《人之歌》（1948），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描绘人类历史的发展，语言形象，韵律自由。赫尔姆林（1915—）的叙事长诗《曼斯费尔德颂歌》（1950），描写曼斯费尔德铜矿工人从十三世纪到建立民主德国的漫长斗争史；短篇小说集《前列》（1951） 生动地描写 1933 至 1945 年间德国反法西斯抵抗战士的形象。诗人兼小说家博布罗夫斯基（1917—1965）以他的诗集《萨马喜阿时期》（1961）、《冥府河流》（1962）和长篇小说《莱文的磨坊》（1964），享誉德语文坛，后者通过犹太人莱文磨坊被上游的德意志人放水冲垮一事，反映了十九世纪德国的民族矛盾。作家菲曼（1922—1984）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后来转向创作中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他的重要作品是诗集《斯大林格勒之行》（1953） 和中篇小说《战友们》（1955）。前者描写主人公以士兵、战俘和朋友身份三次去斯大林格勒的感受，反映一个德国青年的思想转变过程，后者揭露法西斯对青年一代的毒害，情节曲折紧张。少数民族索布族作家布瑞昌（1916

—）也在此时发表了诗集《进入新时代》（1950）和长篇小说《五十二周是一年》（1953）等作品，歌颂新时代、新生活。

五十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文学中出现“形式主义”倾向。随着关于文学艺术的风格和文艺思想问题的争论的展开，特别是 1957 至 1958 年对卢卡契

（1885—1971）、汉斯·马耶尔（1907—）文艺思想的批判，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逐渐失去战后初期那种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1956 年以来开展的对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批判，冲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促使作家、艺术家思想活跃，提高了在选择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新探索的热情。作家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性、同人民休戚与共的原则下， 开阔了艺术活动的视野，活跃了创作氛围。

1959 年，民主德国领导提出新的文化政策，名为“比特菲尔德道路”， 其目的是促使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写作现代题材的作品；工农群众要提高文化水平，自己动手写作。1959 年 4 月和 1964 年 4 月，在哈勒附近的工矿城市比特菲尔德召开了两次作家会议，会上提出“工人们，拿起笔杆

来！”的号召，以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鼓励工人积极参与文学活动；而作家艺术家要深入工农劳动场所，同劳动人民实际生活密切联系，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真实形象，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这两次会议后，民主德国文学取得了新的成果，出现了一批描写社会现实、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新作。在长篇小说方面有女小说家布里吉特·赖曼（1933— 1973）的《生活的归宿》（1961）、克里丝塔·沃尔夫（1929—）的《分裂的天空》（1963），雅各布斯《1929—》的《夏天的故事》（1961），舒尔茨（1921—）的《我们不是风中灰尘》（1962），施特里马特的《蜜蜂脑袋奥勒》（1963），诺伊奇（1931—）的《石头的痕迹》（1964），迪特·诺尔（1927—）的《维尔纳·霍尔特历险记》（1960—1963），康特（1926—） 的《大礼堂》（1964），尤雷克·贝克尔的《说谎者雅各布》（1965）等。在诗歌方面，有赫尔姆林、瓦尔特·维尔特（1922—）、格拉赫（1926—）、库纳尔特（1929—）、萨拉·基尔施（1935—）、比尔曼（1936—）、布劳恩（1939—）等的诗作。在戏剧方面，有彼得·哈克斯（1928—）的《忧虑和权力》（1960），海纳·米勒（1929—）的《女移民》（1961，后改名为

《农民》1964）和《建造》（1963—1964），布劳恩的《翻斗车工人》（1967， 1972）等，这些作品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的身上发掘题材，力图展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和新的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 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但是有些作品因为描写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揭露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阴暗面，特别是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压制民主、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瞎指挥等），曾在文坛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有的还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甚至当时未让出版或公演。如哈克斯的剧本《忧虑和权力》，围绕一个煤砖厂发生的故事，探讨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和党的领导作用问题，1962 年公演后曾引起热烈争论，后来被停止上演。又如布劳恩的剧本《翻斗车工人》1967 年完成后，因主要反映落后的生产方式对工人身心发展的影响，生产队长为改变这种现状所作的改革试验最后也归于失败，揭露和批判了领导的官僚主义，经三次修改，1972 年才获准公演。

六十代中期以来，民主德国的政治、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在文学领域有所反映，不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有不少新的变化和发展。有不少作家尝试从友谊、爱情、婚姻的角度表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变化，唤起人们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思考，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探讨。君特·德·布隆（1926—）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布里丹的驴子》（1968） 和《授奖》（1972），都从婚姻、爱情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风貌。特别是前者描写一个图书馆长虽已逾中年，有了子女，却钟情于一个年轻的女同事，以致家庭破袭，最终完全失败，反映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地位的变化。克·沃尔夫的长篇小说《追忆克里丝塔·Ｔ》（1969）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个性发展问题。普伦茨多夫（1934—）的长篇小说《青年维某的新烦恼》（1972， 1973 改编成剧本），仿照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通过描述一青年工人的苦恼——无望的爱情、受到损害的自尊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发表后引起东、西德的广泛重视，剧本也在两个德国演出，获得很大

成功。布劳恩的中篇小说《没有说完的故事》（1975）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因社会政治原因，几经波折，历尽坎坷的故事。赖曼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弗兰齐斯卡·林克汉特》（1974），描述一个女建筑师敢于向周围群众的落后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作斗争的故事。在创作手法上，一部分作家仍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一部分作家采用了多层次结构、时空颠倒、深层次心理分析和描写、蒙太奇、内心独白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刻画复杂的、不寻常的人，表现他们的各种侧面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诗人库纳尔特、比尔曼、布劳恩、孔策（1933—）、萨拉·基尔施等在此期间为了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弊端更加引起注意，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幽默诙谐，切中时弊。

七十年代的“纪实文学”浪潮，也影响到民主德国的文学创作。作家为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性，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录音器材，把采访来的材料加工整理成文学性的人物传记或小说，较著名的有女作家萨拉·基尔施的《驯豹女郎》（1973），雅各布斯的《采访者》（1973），女作家马克茜·万德尔的《你早，美女》等。这类作品虽然强调客观真实性，但又不完全放弃文学的虚构，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在发掘和借鉴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方面， 七十年代也迈出了新的步子，如安娜·西格斯的《奇遇》（1972），描写果戈理、霍夫曼和卡夫卡三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布拉格相逢的故事。克·沃尔夫的《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1974），则直接脱胎于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生活观》（1820—1822），不过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些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传奇和幻想色彩，表现了作者的大胆试验和探索兴趣。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民主德国文学不再坚持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强调允许不同的艺术风格竞相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流派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或以第三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多议论，少描写，不时还加以旁敲侧击的嘲讽或满怀感情的赞颂。这种创作方法有利于直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人物的矛盾、痛苦、自责或喜悦。写作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描写的多是平凡的人物，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体裁上也出现较多的由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故事。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小说家是施特里马特、克·沃尔夫、康特、舒尔茨、伊·莫尔格纳（1933－1990）等；赫尔姆林于 1979 年发表的自传性散文《晚霞》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也具有这方面特点。戏剧方面成就最大的作家是海纳·米勒、哈克斯和布劳恩，特别是前者在七十年代采用“组合式”方法创作戏剧，同一主题的事件，以多种形式一起展现在舞台上，使观众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其重要代表作是《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

在文艺理论方面，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在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姚斯和伊塞尔提出“接受美学”问题后， 民主德国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文学理论家瑙曼（1925—）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接受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接受美学”的体系。他的代表作是《文学与读者》（1972）、《社会——文学

——阅读：从理论观点看文学接受》（1975，与人合作），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1976 年 11 月，诗人、歌手比尔曼（1936—）应邀去联邦德国旅行演出。就在演出期间，民主德国当局突然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当局的这一行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976 年 12 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把在一封致党的领

导的信里抗议这一事件的三名党员作家：萨拉·基尔施、尤雷克·贝克尔和格哈德·沃尔夫开除出党。1979 年 6 月，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又把施特凡·海姆、罗尔夫·施奈德尔（1932—）、雅各布斯等九名作家开除出作家协会。这几起事件，使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更加分裂，不少作家利用各种机会逃离到西德。1978 年担任作协主席的康特不得不于 1984 年辞职。

1989 年，欧洲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1 月 9 日，民主德国宣布关于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决定，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1990 年10 月 3 日两个德国统一。在统一前的四个月，即 6 月份，克·沃尔夫发表了

一篇作品《遗留的记忆》。原作写于 1979 年，叙述一个女作家受到监视的故事。联邦德国一些批评家和作家利用这件事攻击克·沃尔夫，从而攻击民主德国全体作家，达到否定民主德国文学的目的。也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为沃尔夫辩护，肯定沃尔夫的创作和民主德国文学的成就。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对提出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这表明统一后的德国要在文化领域内实行认同，将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